胡祖六：改革是最大政策 全世界只有中国“批项目”(9)

　　目前的土地确权改革试验关心更多的是效率与资源配置问题，担忧的是土地若不能流转，人怎么进城，土地如何集中利用。这与解决土地产权问题的终极目标相差甚远。土地产权不仅包括，也远远超过土地流转所面临的问题。土地产权实质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与力量，其中包括每个公民拥有的法律力量。例如，当他人侵占公民的土地财产时，公民有没有力量来保护自己的财产。

　　如果公民在法律上根本就没有这些权利，而只拥有通过一些巧妙的方法，让渡给公民使用的权利，那么公民在受到更有权力一方的侵犯时，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腐败官员，就只能受摆布。以现在大家所关心的腐败问题为例，之所以有如此多的腐败，根源就是原本该是公民的财产被规定为公共财产，公权力不受约束，肆意侵犯公共财产实际就是在侵犯公民的权利。

　　由于大陆现行法律规定土地不是私有财产，普通老百姓也就没有法律能力保护自己的财产。在土地增值的很大部分进入腐败官员的腰包时，人们只能说憎恨腐败。如果法律规定土地是老百姓的私有财产，老百姓清楚这些社会财富原本就是自己的，当腐败官员侵吞的时候，每个人就会有能力、有权利，想尽办法保护。

　　所以，中国的土地改革亟需解决土地产权问题，明确界限。

　　记者：现行状况下，中国土地改革可以采取哪些过渡措施？

　　许成钢：目前制度下，一个可行的过渡方案就是强化租赁合同，包括延长土地租赁期、扩大租赁土地的权利范围、提高租赁合同的法律地位和加强对租赁合同的执法。使得任何人侵犯公民土地的租赁权，公民都可将其告上法庭。

　　这种强化租赁合同的做法，实质是在加强公民的土地所有权。以香港为例，香港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按照英国法律，土地的最终所有权是归英国皇家所有，但英国皇家并不直接操作，实际上是香港老百姓拥有租赁权。最早，香港公民获得299年租赁权，后变成199年，回归时改为70年。

　　记者：但现在中国基层土地改革面临的一个问题，不少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结合圈地，当地农民在获得延长租赁权利前就已经丧失土地，这种状况又该如何解决？

　　许成钢：实际上，这个问题已超出产权范围，涉及到更普遍的制度问题。决策者要是真心推动改革，一定要以法治为基础。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法律是不能回朔的，否则，改革一定失败，法治也无从实施。决策者设计改革时，必须非常清楚这点，严格按照法治要求去做。

　　记者：改革也是利益分配再调整的一个过程。延长租赁期，这必然涉及到当地政府与农民的利益调整。有一种说法是，改革会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状况的？

　　许成钢：对，改革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利益集团，尤其是由于制度缺陷而产生的利益集团，他们抵制所有的改革。另外，改革中还存在普遍认识不足的现象，例如，不少贫困老百姓已深受公权力的侵害，却还以为自己受到保护。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还是由坚决反对体制改革的利益集团造成的。他们使用各种方法封锁信息，使得普通老百姓接触不到正确认识，不知道世界的实情。

　　记者：有一种争议是，对现行土地制度进行根本的改变会对执政党的地位，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造成冲击，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许成钢：对于这一问题，党内人士也有不同的看法。我想指出，首先，要明确执政党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改革以前，中国共产党曾明确地全面反对资本主义，但改革以来这个基本原则已经改变了。而且，回顾历史可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1949年能够变成执政党，依靠的是中国农民，依靠的是向农民许诺“耕者有其田”，即平等拥有土地的私有土地制，通过土改的方式将土地分给全体农民。土地私有化的体制改革对民众好，对经济好，对体制改革重要。如果执政党有意站在绝大多数民众利益的立场上，如果推动这个改革会带来冲击，那个冲击帮助社会稳定、帮助经济发展，是正面的。任何体制改革，归根结底必须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利益，执政党的改革也不例外。

　　土地制度改革最根本的是为了公民自身的利益。当然我们必须知道，由于自古以来的误导的宣传教育，导致一些公民缺少对自身利益所在的清醒意识。

　　政治改革之关键：解决地方竞争机制

　　记者：刚刚我们谈到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多是依赖在已有的制度下小修小补，缺乏对基本制度的变革。对此，您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许成钢：过去，以GDP增速为核心的地方竞争机制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解决了地方政府间的激励机制问题，但现在地方竞争机制本身成了产生问题的根源。原因有两方面：

　　第一，世界上任何政府所面对和所必须关心的问题，一定不只是GDP的增长。如果政府几十年来只关心GDP增长，一定会出问题。

　　第二，过去中国很穷，GDP增长可以带动其他方面的发展，所以，人们可以暂时忍受唯GDP增长为核心带来的负面问题，例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但现在中国已逐步脱离贫穷，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私有企业已占中国经济过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使用唯GDP增长为目标的地方竞争机制，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记者：现在若是放弃这种唯GDP增长的地区竞争手段，中国又该如何解决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

　　许成钢：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一定涉及基本的体制改革。中国的现行的政治体制是所有各级政府都由上级任命，上级给下级命令，上级考核下级，一切都是自上至下的，各级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在面对复杂任务时，这种制度总是产生难以解决的激励机制问题。只要保持这种体制，就没有解决激励机制问题的好办法。在不触动现有体制的条件下，一个至今还在反复使用的方法是，让地区间不仅仅竞争GDP增长速度，同时还竞争许多其他事项。然而，问题是让地方政府同时竞争多个事项，其中许多事项间会互相矛盾。地方政府一定会为自己的利益决定取舍。于是，上级如何在多种目标之间评判下级？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在此情况下，上级实际无法有效评判下级，因此这种方法从根本上无法解决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