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建议取消地方竞争机制,而代之以中央直接给地方发号施令。这个做法问题更多。中央如何确切知道地方应该做什么?如何了解地方政府做了什么?地方政府比中央高层更了解当地的情况,很容易欺上瞒下,虚报情况。在不解决激励机制问题的情况下,依赖中央发号施令,整个的行政机器都可能失灵。实际上,现在几乎不可杜绝的腐败就是由于激励机制失灵,导致整个的行政机器失控、失灵的一例。
在地方竞争机制失灵的情况下,如何进行体制改革,避免行政机器失灵,是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这一改革的关键是,改变官员自上而下任命的体制,由此改变各级官员只对上负责产生的激励机制问题。具体的,就是要推动地方选举,从基层起,地方官员由地方选举产生,让地方官员主要对当地的选民负责,而不是对上负责,不是依赖自上而下的监督考察。这会从基本上改变了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问题。
以台湾为例,1950年起,县、市、村、里各级官长就由选举产生。当时台湾还没有开党禁,其他的党并不合法。但是地方选民选举高到县一级的领导。在台湾县一级相当于大陆的省一级。这种选举制,保证了地方领导,直至县一级的领导,要直接对本县的选民负责任,而不是让“总统”天天盯着县长。
中国内地是一个地域广,人口多的国家,比之台湾,改革的难度更大,但不能不改。作为改革的开始,重点可以在基层。基层地方政府必须有选民直接选出,对选民负责,而不是主要向上级负责。中国内地村级选举早已普遍进行,其中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的改革和完善。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应该尽快推动镇级选举,同时认真计划县级选举的改革方案。
记者:据您了解,目前内地的基层选举有没有特别成功的案例,为什么?
许成钢:现在内地的基层选举还没有特别突出的好例子,主要是因为基层选举不在改革日程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基层选举改革就已开始设计,并且一些地方开始试验,但此后基层选举不在改革日程上,遇到大量问题得不到解决,改革受到阻碍。虽然村级选举已经普及,存在的问题巨大。只有推动基层选举的改革,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实际上,基层选举制度不仅是应该的,是必须的,也是完全能够推进的。第一,它利于从基本上反腐败;第二,能帮助老百姓参与社会建设;第三,利于解决地方行政与经济问题。
以地方债问题为例,如果允许县一级发债,如何限制县级发债的范围与数额,在没有基层选举制的情况下,所有的限制都是来自上级,地方政府会想尽办法避开这些限制,无节制地发放地方债,肯定会出现危机。但如果由选民,或选民的代表,决定本县的发债,情况则会不同,会大大减少出现地方债危机的机会。
中国经济增速受阻根源是制度绊脚
记者:最近关于中国经济增速这一话题,引起了不少争议。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全年保持7.5%-8%的增长完全可能,未来“保8%”潜力依然存在。您是怎样看待未来几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的?
许成钢:经济增速问题,在经济学上是一个讨论得比较成熟的问题。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是基本制度问题。如果中国不存在制度问题,像美国、日本等国家那样制度较完善,那么,今天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速根本不是问题,也不会有如此多的争论。
林毅夫对于中国经济增速的说法,讲得也对也不对,为什么呢?
首先,如果将中国的制度问题全部忽略不计,中国绝对还有30年的快速发展,也根本不存在“中等陷阱”收入这一说法。如果中国不存在制度问题,再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一定会接近或者基本达到西欧国家的水平。届时,加上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中国经济总量会超过整个北美与欧洲的总和,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Fogel(罗伯特?福格尔)几年前所预料。
但是中国存在基本制度问题是几乎所有从事商业的人尽人皆知的。现在中国之所以存在严重的经济增速问题,引起人们的担忧,根源在于制度上的绊脚石,到处都是绊脚石。制度问题对于经济发展相当于到处挖了坑,掘了沟,建了墙,到处放了地雷,经济前进的每一步都绕不开这些障碍,所有的问题都是从这来。
过去,在避开制度改革的边缘改革中,中国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因为国内制度问题对出口制造业的影响远为更小。但是,这条路现在已走不通。随着中国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出口国,中国的出口已经太多,使得其他国家吃不消,不但发达国家吃不消,就连发展中国家也都吃不消了。靠出口发展中国经济没有多少余地可寻了。因此,中国经济要进一步长期发展必需靠内需,而扩大内需遇到的问题多是由制度造成的。只有解决制度问题,内需才能跟上来。
即便从最简单的,不包括制度问题的经济增长理论看,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存在严重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劳动力投入。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有一定基础的是人口,劳动力,人力资本。然而,目前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加速。出现这种状况背后的原因是制度,即强迫实施的一胎制。若继续这个错误政策,15到20年后,即使所有其他方面都发展顺利,仅仅人口的老龄化,就会使中国在经济尚属于中下发展水平的状态下,提前进入低增长的老龄经济。即,仅仅这一个因素就会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造成足够的基本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