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祖六：改革是最大政策 全世界只有中国“批项目”(4)

　　关键问题是成了一个政策来强制。在我们这种权力的体制下往往政策可能就是过度的反人性，比如说很多强制的堕胎，甚至比较晚期的，甚至有些地方官员利用这个东西来获得私利，当然大家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强。我是持一种比较暧昧的状态。从理性从经济分析上来说，一方面现在很多人对中国经济比较悲观，说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适龄劳动人口大幅放慢，到了高峰，老龄化程度大，所以中国以后没有竞争力，中国竞争放慢，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不在乎人多，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更多，那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不好？印度今天比中国还要人口多，也没有计划生育，为什么印度往往都要差于中国？可见人口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人口的素质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说要普及义务教育，要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一个高素质的人胜过十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低级的人，所以不在乎人多，要在乎劳动者的素质。

　　德国基本上人口水平都是下降的，为什么德国还是欧洲最强的经济体？还是最好的一个经济体？根本不是人口，因为德国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劳动者的生产率非常高。所以我不觉得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就说要放弃计划生育。

　　但是我觉得从道义上看，特别是咱们中国人的幸福观。中国有一种幸福观叫多子多福。我觉得多子多福就是当你有能力去给小孩，比如说受好的教育，让他能够参加体育，能够成长，那肯定是多子多福。但如果生育的小孩每天都在为衣食所忧愁，是很悲惨的。 所以我觉得要不同的看，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特别鲜明的观点。我只相信，恰恰因为担心以后劳动力供给放慢要影响经济是个错误的结论。

　　记者：哪怕国家不搞计划生育，家庭自己也得搞计划生育。

　　胡祖六：这个非常对，特别是你说过教育程度越高，收入上来之后，他自己就说你的时间怎么支配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决策的问题。他就更重视少生一点，，但是希望更多的花时间心血去把小孩培养成高素质的人才，这也是一个现象，包括新加坡。

　　新加坡也是跟中国大陆一样。李光耀非常担心新加坡的人口增长太快，就搞计划生育，后来发现华人的生育力大幅度的降低，少数民族生育太高，他又马上180度大转弯鼓励生育。比如说你生两个小孩就给你多少税收补贴，还有各种的补贴。用各种经济的、社会的诱因去促使华人家庭多生小孩。这么多年来新加坡政府管制能力是很高的，效率很高。但这方面是完全失败的，这是一个缺失，基本的规定是很难去抵挡的。

　　记者：要强迫他不生也很难，强迫他多生也很难。

　　最后回到胡老师的本行来。开头你讲到李克强搞了很多行政审批改革，其实他另一个改革动作也很多，就是在金融改革方面，包括像上海自贸区的实验，像利率市场化的推进，然后汇率市场化的改革。但是现在也有一种声音，包括像林毅夫他们的声音，觉得改革步伐会不会太快了，这样会不会导致金融风险的出现。从您的判断，觉得这种金融自由化一定会带来金融风险吗？还是说越快越好？

　　胡祖六：首先，认为中国改革太快我觉得是无稽之谈。我认为中国改革太慢了。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引进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到1979年邓小平开始改革，30年建立中央计划经济制度，现在改革已经35年了，还没有把他改掉，还要猴年马月？我觉得这是无稽之谈，中国的改革不是太快了，是太慢了。

　　你越是延误越是放慢，中国固有的潜力就不能发挥。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每一个国人都是非常清楚的，我们都是受惠者。但问题是中国跟非洲撒哈拉跟拉美跟中亚等全世界最穷困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在历史大部分时间都世界领先的民族，中国人非常的聪明非常的勤劳，我们本来就不应该落后的。过去两百年落后落伍，错过了西方的工业革命，从占全球份额最高的经济体变成一个只占1%完全腐死的经济体，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本来就是一个特例。我们现在是想回到我们的常态，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我觉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你比我年轻很多，在你这代应该要完全实现。我觉得我们新的领导人也有这个宏图大略。到2020年收入倍增，到2030年中国基本上进入高收入的社会，我觉得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前提就是要加快改革，改革就是把中国创业创造财富的潜能充分的释放出来。

　　那时候小平的改革就很简单。没有说非常复杂，要弄的好像神秘稀稀的。非常简单直接，就是给人们更多的自主权。结果就是奇迹，很简单。所以我不同意认为这个新的改革太快。

　　就金融来说，金融自由化这个说法太眩浮了，也不叫什么自由化。金融本来就是自由的，什么叫金融，就是用市场，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去配置资源。而不是某一个行政官员在拍脑袋，建一个钢铁项目建一个石化项目建一个什么IT项目，他狗屁不懂，完全把这个资源浪费了。用市场来定，哪里有回报就去哪里投资。就这么简单，所以也不叫自由化，金融市场本来就应该是自由的。

　　大家说监管，当然我们说是因为金融信息不对称，有道德风险，还有消费者投资的保护，然需要监管。审慎监管，不是管死，进行金融的压抑，现在我们是金融的压抑。监管和金融压抑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往往以所谓防范风险为借口把金融给管死了，结果没有活力。金融体系无论是银行信贷还是股票市场，还是债券市场，都没有发挥它应该有的高效率配置资源的目的。

　　再另外说一点，我们说金融改革，比如说放开利率，甚至开放资本帐户，中国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这个在市场经济已经好几百年了，本来利率就是放开的，资本就是自由流动的。18、19世纪北美的兴起就是因为欧洲大陆的资本流向北美，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也有很多资本流向中国。这本来就已经几百年了，也没说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也没说好像很多未知的因素。其实发达国家也包括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应该说该犯的错误都犯过了，我们只要不愚蠢，去参照国际经验，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来推动我们的改革，应该说这个风险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我觉得房地产泡沫、银行、2009年信用过度膨胀导致的资产价格泡沫，那都是在利率管制资本帐户管制金融家管制的情况下发生的。管制并不见得能使金融系统更安全，而放开就不一定是更不安全。

　　记者：胡老师的理解是觉得金融自由化，金融放开管制其实条件是烂熟了，而且也不叫金融自由化，其实就是回归金融本身。金融本身它就应该是个自由的东西，是一个自由的产物，进一步推动大家的自由的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