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祖六：改革是最大政策 全世界只有中国“批项目”(12)

　　西方世界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在过去两百多年的工业革命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发展的机会，中国通过过去三十几年粗放式的发展很快地模仿、追赶。中国跟其他国家发达国家的距离确实一下子缩短了很多。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也说明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78年之前已经积累了两百年左右的工业革命技术和世界秩序的改良，带来的一些粗放式发展的机会，78年来已经把这些用完了。这是从愿望的角度来讲。

　　我们必须认识到，过去三十几年基本制度政治体制这方面跟市场经济的现实不匹配。这些相互的矛盾并没有阻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因为到78年80年代初等待中国人的这些机会实在是太容易了太多了。所以体制方面再落后，不匹配，也没有太多的关系。就是人们都辛苦一点，审批那么多，资源匹配往国有企业往地方配制那么多，也没有关系；民营企业家，老百姓个人辛苦一点，多工作一些时间少拿一点收入，基本上让整个经济体能够快速发展。但是到今天，过去所谓的WTO、人口红利、后发优势，到今天为止都已经用完了。所以接下来基本体制跟经济现实不匹配的矛盾，必须通过十八届三中全会新推出改革的步伐把这种不兼容相矛盾的地方扫除掉。这样的话，为中国经济接下来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持续发展奠定根本的基础。

　　也就是说从愿望的角度来讲，应该是基本制度、基本体制跟市场经济现实不兼容的这些方方面面，特别是法治，特别是对于地方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作为投资者、消费者的角色太多太突出了。这些都应该通过体制改革给它改变一下，这样使整个体制更能够跟市场经济兼容，这是从愿望层面来看。

　　但是从实际层面，要我看的话，十八届三中全会最有可能推出的改革可能还是在一些技术层面一些政策层面会有一些改变。但是在一些基本的，我们希望看到的基础性体制改革，我觉得出现的可能性会比较小。因为背后不同的利益群体阻力太多了。

　　我说的是技术层面政策层面的改革，可以包括哪一些，因为大家都看到不同的版本在推测，被推出来。

　　一个就是金融政策改革，就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改革，资本帐户更加自由的兑换，人民币的国际化等等。这些更属于政策层面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改革。当然你可以说广义的改革可以包含这些内容，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不是基本性和基本体制方面的改革，只是政策层面的调整。这是第一类的，可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里面会更突出的表述出来，推出来。

　　第二种改革，可能在财税制度方面会有些调整。以前大家谈的比较多。地方政府从他们收到的财政税收里面，拿到的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他们实际上给社会做的事，对责任比重远远低于他们在财政收入方面得到的份额。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财政落属到发改委、国务院和中央政策研究室等等，都在想办法找出一个逻辑上更能够自洽的财权和事权更匹配的体系。所以这一块的话，可能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会有一些突破的地方。但是坦率讲，我觉得如果不能够从根本上把地方政府和中央各部委的征税权，或者加各种费的这些权力进行制约的话，简单的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谁多拿谁少拿这些财政收入，事权到底更多放在地方政府层面还是更多的放在中央地方层面，这些都是属于基础性微调的东西，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过去这么多年，特别过去十几年，我们看到中国财政税收快速增长。到今天已经是十几万亿的预算内财政税收，如果再加上三四万亿的土地财政收入，还有国有企业收入，那整个各级政府所得到的收入实在是占GDP的比重太高，而且他们这个钱怎么花的，受到民主监督、制约还是太少。

　　所以我希望看到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财税体系、事权这一方面提出新的架构，应该要走出，及时从技术政策层面做一些动作。在根本的征税权受到制约，财政预算开支受到根本的制约或被问责这些方面也应该迈出更多的步伐。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整个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结构上积极产业结构方面，也可以有很多的改良，这是第二大块。

　　第三大块，可能这一次监管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会有一些步伐。在一定程度上土地使用权可以在一定范围之内交易买卖之外，是不是能够把土地使用权让农民可以去做抵押借贷、金融化、资本化，这方面我猜测可能不太会有太大的进展。但是也很难说，因为现在有不同的机构还再继续讨论酝酿，看达成怎么样的最后共识。

　　第四大块可能会推出的改革就在户口制度。特别是农民工进城以后，能够享受到什么待遇，是不是能够享受到百分之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待遇，还是只是继续作为二等公民。作为农民，在他们实际工作生活的地方只有打工然后为当地财政做贡献的份，但是不能够从当地财政得到什么好处回馈。这个局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举措。当然我们知道，可能最容易做到的是地区市这一级，甚至是省会级城市这一级。一线城市这一块可能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尤其是最后涉及到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些大城市。特别是北京，各个部委这些机关都在北京。在过去几十年，有北京户口的人不管是在福利待遇还是就医的条件都好于其他人，北京的医院肯定是全国整个医疗行业最好的。然后上学，北京的居民上北大清华人大的几率远远高于其他省份的中国公民。这些好处有可能会通过一点一点的调整，让更多的从外地尤其从农村进入到像北京这样一线城市的人慢慢也可以像其他的公民一样，享受到一些待遇。尤其是外边提的比较多的城镇化，不只是工作意义上的，物理意义上的城镇化，更多应该是文化、权利和意识方面生活方式方面的城镇化。

　　所以这一块我相信会有比较多具体的政策内容会推出来，但是更大范围之内的，不管是对权力形成实质性的制约，对于言论空间、媒体空间有更大的自由度等等，可能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会有太多的变化。当然我希望这个判断是错误的，所以我也在等待最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些文件出来。也许他们实际上推出来的改革，会出乎我们很多人的意料。

　　记者：陈老师刚才提到一个概念，后发优势。我想起来，其实十年前林毅夫和杨小凯有个争论，就是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我看陈老师的意思是不是我们的后发优势越来越小，后发劣势越来越凸显出来了，包括我们可能引进的技术是跟国际接轨了，好多制度层面的接轨就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