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中提出,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相匹配,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消费性服务业,如医疗、教育等发展不足,且直接提升产品增加值的生产性服务占比较低。服务业发展不足,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能力受限,并制约了产业间联动效应的发挥。
政策建议
根据《报告》,须从产业结构的生成机制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寻找中国产业结构特征及问题的内生驱动和扭曲因素,以实现二者的兼容才是合理确定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基础与政策取向的关键所在。
刘凤良谈到,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的问题,一方面和收入有关,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外需的增加。此外,中国当前产能过剩有周期性和政策限制双重叠加的原因,单纯的区位优势决定着我国的产业空间分布,土地、劳动、技术创新等其他成本和技术差异在产业空间梯度转移中作用不大。
在中国目前产业结构形成的过程中,一些相关要素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首先是价格,比如目前的土地价格、能源价格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扭曲,而金融部门、地方政府行为、周期性政策与产业政策的不协调、产业政策本身设计不协调等要素的扭曲,干扰了资源的自然流动与产业的良性变迁。
对此,《报告》中提出,必须调整央地资源,尽快开征作为地方税种的房地产税。此外,需要分阶段开征作为全国税种的环境税,缓解环境污染严重、治理难的问题。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推动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核心的体制改革,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核心观点,应尽快推进煤电等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
在产业政策方面,《报告》建议,产业政策要注意发挥市场的活力,转向市场调控模式。需要注意的是,产业政策必须专注技术进步,而不是特定的产业,由行业扶持转向对高技术和新产品的扶持,并降低对数量型限购工具的依赖,转向运用收费等方式来进行价格调节。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除了说要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外,实际上还应当加上一句话,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都需要提高经济效率,在此前题下,让资源配置依据市场的规律去选择流向。
刘凤良则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责权利的关系,从事权的角度来看,或许政府应该更多地把转移的目标放在市场的失灵方面,中央政府更多地应关注地区之间共同出现的市场失灵。(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