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荒下寻求经济突围增长

　　钱荒来袭

　　当下中国经济运行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就在于热钱扰局。央行数据显示，从去年12月至今年4月，中国银行体系的外汇占款增加了1.5万亿元，而去年1月至11月，外汇占款的增量仅为3600亿元。这就造成了社会融资总量和广义货币供应量虚高，大量的资本都在寻利，游荡在实体经济上空。

　　5月进出口数据残酷地告诉了市场事实真相，出口同比增长1%，显著低于市场一致预期的6.8%，进口同比增长-0.3%，低于市场一致预期的5.4%。5月初国家外汇管理局发文要求加强外汇资金流入管理，加强了对前期通过贸易渠道流入国内的热钱以及票据套利行为的监管力度。几道金牌合击下，贸易中的不正常因素被平息了。所以，事实就是没了热钱，就啥都没了。

　　过去几天，中国银行间利率水平正在经历一次严峻考验，货币市场利率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涨幅。尽管最终施以援手，央行前几日的袖手旁观似乎是想让某些前期扩张过快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自行吞下这颗苦果，这是一种压力测试，结果无法让人满意。往后看，阶段性紧缩可能在所难免。纵观今年各项政策：针对银行理财的银监会 8号文、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银监会10号文、封堵热钱的外管局 6道金牌、5月重启的3个月央票，1-4月份阶段性宽松的代价，就是未来几个月的相对紧缩。

　　再结合进口数据的低迷以及PMI指标的“分裂症”看，经济状况可能的持续低迷以及开始出现“衰退”风险。关键是，在没有明确新周期发动的信号，例如新一轮城镇化出现之前，资本仍然缺乏动力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已经显著过剩的制造业产能投资中(产能过剩30%，往往就是经济增长下台阶的领先信号).

　　往后看，如果以下三件事情同时发生，量化宽松(QE)退出；影子银行融资链条被彻底打断(进而导致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出台严格的存量累进式房产税 ，则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硬着陆风险。这会系统地改变市场流动性存量和流向预期。但这三件事情或迟或早恐怕也都不得不做，否则结果都是指向新一轮泡沫(美国和中国)。所以现在给市场的忠告应该就是：保持阵型，守住底线，希望最好的结果，做最坏的打算，决战时刻可能很快就会到来。

　　守住系统性风险底线

　　决策者必须特别小心，因为当系统性风险来袭时，其实是没有B计划的。如何未雨绸缪做好准备呢？

　　首先是完善央行最后贷款人制度。这一制度对于解决商业银行暂时性的流动性不足、有效防范金融危机的传染、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央行在最后贷款人的明确职能定位、规范救助程序、确定救助标准、完善救助手段等方面亟待完善。

　　其次是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建设。这项制度是未来中国金融安全网的核心部分，加强存款保险制度与最后贷款人制度协同作用的发挥，界定各监管机构的职责，明晰权力边界，强化机构间的沟通和合作，这既可以在非系统性风险爆发时提供对商业银行储户的临时救助和兜底手段，也为未来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铺平了道路。

　　再次是加强对系统重要性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必要时给予其中的违规者以警示和惩戒。结合我国银行业改革发展实际，构建与国际标准接轨的银行业监管框架，引导商业银行稳步实施资本监管新标准，研究制定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建立更加有效的资本约束机制。同时，还要考虑再次加强对信托业的风险评估和监管。在具体业务指引上，加强重点领域、行业和地区的风险防控，例如钢铁、光伏等，化解产能过剩行业风险。继续执行总量控制、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的政策，妥善应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严格执行房地产调控政策，落实差别化房贷要求，严格监管房地产信贷和其他形式的融资风险。全面布控表外业务风险，加强监管政策和措施的协调合作。

　　最后，还可以考虑推进新型资产管理公司的建设以处理可能出现的平台风险和银行不良贷款风险。若无相应的AMC加以处理，加之城市商业银行本身资本金有限，极有可能诱发更大信贷风险的爆发，因此必须建立以AMC为载体的应急预案和处置手段。

　　寻求经济突围增长

　　对于中国来说，下一个10年特别重要，干得好就是欧美，干得差就是拉美 。所以这一两年的谋篇布局就显得特别重要。研究显示，在中国重大的换届年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会有一些固定的政策步骤反腐倡廉、治理整顿和规划设计。在反腐方面，从改进政府作风反对浪费开始，也可能升级到后续的官员财产公示和抽查；而这次金融体系治理整顿的核心则是针对影子银行，目的是使得金融创新重新回到可以测度和监管的可控范围内，以免重蹈次贷危机的覆辙；第三，这次的改革规划有了一个时髦的词汇表达顶层设计。上一轮的关键设计要回溯到1992-1994年了，十四届三中全会给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奠定了接下来20年繁荣的基础。预期今年秋天大概率可以拿出一个具有最小公约数性质的整体改革方案。那么如何保持经济温度，为转型改革赢得时间和空间呢？

　　首先，在政策方面，宏观管理应以事权下放、总量控制为核心，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资金配置作用，全面落实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方向。其中，推进资产证券化、直接融资和债务重组，可能是激活货币信贷存量主要手段。在增量资金投放空间有限的情况下，让存量资产流动起来，资产证券化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方向，推进非标业务向标准业务(包括债券、股票发行和规范的OTC交易产品)转变。

　　其次是逐步推进土地和财税制度改革，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在土地供给方面，转变粗放的外扩型用地方式，出让合理化，通过重新合理规划、盘活存量土地、强化节约集约用地、适时补充耕地和提升土地产能等手段，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统筹城乡土地配置。逐步放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同时建立相应流转环节的税费体系，同时推广房产税试点范围，建立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财税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扁平化”的财政层级框架，合理划分中央、省、市县三级事权和支出责任，增强地方政府支出责任与财力的匹配度。完善财政预算制度，构建公共财政法案，加强人大对全口径预算的监督，包括三公经费、预算内，预算外，土地财政和国有资本资产预算监督。如果实现公共财政法案，则地方政府在财政公开的前提下，完全可以进行加杠杆和举债操作，并受到市场机构和纪律的监督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