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理论认为,发行公债搞建设,必须有可靠的非负债还款来源,否则就存在巨大的信用风险。但18世纪以来的世界各国公债史表明,上述看法是片面的,与迄今为止的人类实践明显不符。科学思维必须以事实作为基础,科学论断一定要经得住实践的检验。对于明摆着的事实不予理睬,始终坚持与客观发展趋势相对抗的观点,不是科学的方法与态度。
从1750年英国哲人大卫-休谟激烈抨击公债,警告国家不毁公债、公债就将毁灭国家算起,263年过去了,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毁灭公债,也没有一个国家被公债所毁。实际情况是:发达国家的公债余额,全都早已远远超出大卫-休谟的想象,大于他心目中的天文数字。正是这些天文数字,对应着发达,对应着“量化宽松”。假如休谟地下有知,是震惊、恼怒,还是沉思、醒悟?这是对古代哲人智慧与治学精神的现代考验。
实事求是,面对百多年来公债余额趋于增长的事实,明眼人不难看出:偿还公债本息的资金来源,不是财政无偿征收的税费,而是新的负债,不然的话,公债余额怎么会有增无减呢?“借新债还旧债”,正是这句难听的话,准确道出维持公债生命的“新陈代谢”机理。多种迹象表明,公债是有生命的,它复制自己,扩充自己,使债权人与债务人都不愿意抛弃自己。与人类历史相比,公债或许还处于婴儿期,前景广阔,来日方长。展望未来,我猜想,公债很可能要与电磁货币一同结束表演,携手离场。
只有这样看待公债,遵循邓小平“宁肯欠债,也要加强”的教诲,充分利用国债和地方债,发展财政信用,融通社会资金,增加各级政府的公共设施与公益事业投资,才能加快实现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