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因相似而疏远？(3)

　　这些新举措的目的并不是将中国排挤出国际贸易领域，而是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设定交通规则，然后强迫中国接受这些规则。在安全领域，西方国家也做着同样的努力。美国想利用亚洲枢轴来增强其与中国周边国家的长期关系，从而减缓中国在西太平洋增强军事实力的步伐。当涉及到国际干涉，西方国家更多采取“择地行诉”：每当在联合国的外交行动陷入困境时，选择同地区组织合作，比如阿拉伯联盟和非洲联盟，并且依赖于非正式联盟，比如利比亚之友。

　　同时，中国也在一直努力避开西方国家。中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际安全组织，比如上海经济合作组织，其目标是同西方在中亚地区的势力抗衡，并且同其他国家进行了双边和多边的贸易谈判。同时，中国还同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定期举行峰会，并努力建立一个金砖国家发展银行，该银行拥有的借贷组合可能会是世界银行的三倍。

　　趋同主义

　　在所有这些由美国和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存在着一些全球化的机构，比如联合国安理会、20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但是由于其成员之间的分歧，这些机构经常陷入僵局。所以，与其力劝新兴国家遵循西方准则，这些机构最可能做到的是，它们可以成为大国讨论一些亟待解决的危机问题的场合，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或朝鲜的核谈判。如这些机构的不作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恶化。因为，西方和中国并没有进行合作，相反，西方国家试图建立“一个没有中国的世界”，中国及其伙伴努力建立“一个没有西方国家的世界”。正如比利时经济学家安德烈·萨皮尔(André Sapir)指出的那样，如果这些几乎占到全球一半GDP的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外建立了解决争端的体系，那么曾经显赫一时的世贸组织“将变成另一个总部在日内瓦的组织，另一个国际劳工组织。它位于一个有着美丽湖景的地方，在那儿各国部长每年做一次漂亮演讲，但不再做重要决定。”

　　各国不再视全球性的多边机构为不可或缺的机构，而是更加依赖于享有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之间构建的新的网络，可以将这种倾向视为“趋同主义”。一个结果是，会出现一个新的奇怪的两极模式，表面上看更类似于冷战时期的状态，而不是过去20年的状态。差异包括，一个衰退的美国，一个更聪明(且更成功的)的跟美国抗衡的竞争国家，还有一些更有实力、中立的国家。但是，全球政治的动力也将会完全不同于二战后50年内盛行的那些动力。

　　首先，不同于冷战，这次竞争在性质上将会主要是地缘经济，而非地缘政治，这是维持军事实力的成本不断增长的结果。

　　第二，由于两国经济的高度渗透，中美的敌对关系将会以高水平的大国之间的互相依赖为特点。但是两国的决策者将会视这种依赖为一个需要减弱和控制的危险，并非一个缓和关系的良药。美国需要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而且美国各州彼此竞争以吸引中国投资。但是美国政府也担心对中国资金的过度依赖，担忧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另一方面，中国需要为其外汇储备找到一个安放之地，并且需要向美国人了解如何建设一个知识社会。但是，中国政府对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使中国财富贬值感到气愤，并且怀疑美国政府正在中国煽动政权颠覆。

　　第三，尽管冷战期间，很多中立的国家最后发现它们被迫选择站队，但是在接下来数十年内，这些中立国家能利用那些更灵活的、不排外的集团，结果将会是一个复杂的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下，这些中立国家能够同时和中美两国达成协议。

　　最后，中国和美国将会为了国家地位而斗争，而非意识形态。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太软弱，太注重防御，尚未明确提出一个替代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的选择，但是这个状态势必会改变。中美会用同样的词来解释他们的动机：“秩序”、“合法性”、“增长”以及“责任”。但是两国，正如常言所云，会因为共同语言而分道扬镳。

　　(作者是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的共同创办者和董事，亦是大西洋研究院的博世公共政策学者，原文发表于Foreign Affairs 9月/10月号，中国经济报告实习生田姗姗、杨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