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因相似而疏远？(2)

　　中国不可能很快就采取美国式的人道主义干涉，但中国的外交决策者很可能不再会对干涉别国内政这一问题过于拘谨了。正如清华大学现代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阎学通——一位有影响力的强硬派人士说的那样，“当中国变得如同美国一样强大时，我们将会跟美国一样捍卫主权。”

　　当涉及地区政治时，像阎学通这样的强硬派发出了质疑，中国的经济利益是否总是应该凌驾于其政治目标之上？这个改变或许可以解释中国政府于2010年临时停止向日本出口稀土的政策，并且两年后，在同菲律宾就南海黄岩岛问题产生争执时，禁止从菲律宾进口水果。在这期间，中国反对在华日企的民族主义者组织了几起暴力示威，这些示威迫使一些日企转移到越南，而中国政府表面上对这些示威活动采取容忍态度。

　　一个更大的变化是，中国的学者们也在讨论中国是否应该反思其不结盟的政策。去年，阎学通和其他强硬派人士公开提议，中国应该同几十个国家建立自己的联盟，包括中亚国家、缅甸、朝鲜、巴基斯坦、俄罗斯和斯里兰卡等，向他们提供安全保障，甚至可以向其中的小国家们提供中国的核安全保护伞。这完全不在2005年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的考虑之内。2005年，佐利克曾要求中国成为国际秩序中的一个“有责任的利益相关方”。

　　支持中国在国际社会更加强硬，是国内参与性政治体系发展的结果。在这个体系下，不同派系据理力争。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创造了一个更加活跃的公共空间。在过去，西方决策者总是谴责中国鼓动民族主义，然后再自称受到民族主义势力的局限。但是现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声势看上去更像是真的，而非制造的。在冷战期间，西方分析家认为，共产党是邪恶的，民主社会是好的。但是现在，中国共产党倾向于在国际上有所收敛，而中国民众却要求政府更加强硬。

　　正当中国思考如何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和增强其国际信誉之际，美国正在调和其主导国际的欲望与民众的厌战情绪，还有国家的债务风险。奥巴马努力寻求发展低成本的领导模式：类似于美国版的邓小平路线，但不同的是，邓小平想要掩盖中国日益增长，而奥巴马想要掩盖美国日益匮乏的资源。在实践中，这个模式意味着向伊朗和朝鲜等敌国实施经济制裁，用无人飞机寻找恐怖分子，避开实行单边主义干涉政策而选择“背后操控”，并且同俄罗斯等强国建立务实的关系。从中国的角度看，最不祥的征兆是，美国的“枢轴”转向亚洲似乎试图干预中国的多边外交和贸易战略。的确，正如一位五角大楼的战略家对笔者所说的那样，“我们下的不是国际象棋，而是中国围棋。”

　　尽管中美采用不同的方式增加各自的国际影响力，但是两国都坚持各自形式的例外主义。双方都认为，自己应该可以成为某些国际法律的例外，并且坚信自己注定可以在亚洲取得地区主导。但是，双方很难把这一想法同对方都意识到的一点取得一致，即处在一个日渐相互依赖的世界内，中美各自都处在谈判的不利地位。美国人抱怨失业率，中国人抱怨失去自己辛苦挣得的储蓄。美国政府抱怨中国政府不按规则出牌，而中国反对那些由西方设定的、以打压其他国家的规则。随着两国关系的紧张升级，中美关系的很多方面曾经被双方视为发展机会，现在看来更像是威胁。

　　中美两国，正如常言所云，会因为共同语言而分道扬镳

　　互相回避

　　在过去三十年，中国开放了经济，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中产阶级，并且见证了一个真正的公共空间从5亿多的网民中诞生。很多国际组织欢迎中国的加入，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20国集团，并且中国受到了美国多位总统的公开声明的尊重。美国政府的多位官员希望，这些改变可以换来中国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支持。但事实却相反，这让他们感到挫败。

　　的确，中国并没有被全球机构改造，而是积极投身于复杂的多边外交，而这改变了全球秩序。在20国集团内，中国已经同其他的借贷国家联合起来，比如德国。2010年时，德国反对一个美国支持的刺激方案，当时中国支持德国。同样令美国感到失望的是，当多哈世界贸易的会谈处于看似岌岌可危的阶段时，中国却袖手旁观，这间接促使了多哈会谈的失败。在联合国，中国推延了自由标准的传播：在1997至1998年间，在联合国大会前就人权问题投票时，当时约有80%的国家选择支持美国；相比之下，当年中国的支持率仅仅是40%。到2009至2010年间，数字几乎颠倒了：大约40%的国家投票支持美国，而几乎70%的国家投票支持中国。这个转变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赢得了发展中国家的支持，通过向它们提供低息贷款、直接投资，并向它们承诺，如果联合国安理会对其直接制裁，中国会保护它们。

　　为了回应西方国家的不满，以著名历史学者时殷弘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早就认为，西方国家不应该总是想着“让中国融入西方的自由秩序”，而应该试图改变现有的秩序“以适应中国”，最近时殷弘这样跟笔者说。

　　这个改变应该包括对全球金融和安全机构的影响力的一次分配，将权力下放到成员国，标准不再是关于哪个国家应该管理的这种先入之见，而是如时殷弘所言，“各个成员国的实际实力和贡献”。在实践中，他认为，美国需要接受跟中国同等的军事力量(至少在台湾东部)，大陆和台湾在一个中国前提下的和平统一，以及允许中国在西太平洋有一个狭隘但足够范围的“战略空间”。此外，美国的联盟需要变得“不再以军事为中心，不再以中国为目标”。

　　但是，无论中国精英们想要什么，西方国家尚未准备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西方国家并没有因为G2或现状的僵局而接受妥协，而是避免同中国的正面冲突，同时寻求能制约中国改变国际体系以满足其需求的能力。

　　比如，近年来，由美国倡导的一群高收入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举行会谈以建立泛太平洋伙伴关系。这一贸易协定将中国排除在外，并且强调在国企、劳工权利、环境措施方面实施高标准，保护知识产权。如果最后日本也加入，那么泛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成员国将占全球GDP的40%。更有野心的是，近期要举行的关于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的会谈，这一酝酿已久的计划，目的是在欧盟和美国之间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协定签订后，西方国家会有极大的把握同中国进行任何贸易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