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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要摆脱宏观调控依赖症 初次分配更重要(6)

www.yingfu001.com 2013-09-27 07:57 赢富财经我要评论

  在这个方面中国的民营企业转型要做到两点,第一,除了注意生产之外,还要注意营销,要注意产后的服务。只有生产、营销、产前产后服务做得更好,企业才有钱赚。第二是要抱团。在危机之后我们常说抱团过冬,这是对的,大家要抱团互助,资金的融通方面可以有办法内部协调。

  但是现在出现了两个例子,这就是抱团走出去。一个例子是在西欧,中国企业家抱团出去,单个一家企业到冰岛去,人家不要,结果失败了。现在抱团了,好几十家企业一块去,准备投资,同意就全部留下,不要其中一家,就统统都走。第二个例子,中国汽车行业正在谈判,准备进入美国的底特律市场。底特律破产,财政负担很重,但是它有很好的厂房设备,还有一支很强的工程师队伍、设计师队伍。中国的汽车行业准备接管,把他们的设备、厂房全部买下来,把这里开发成中国汽车研发中心,那些工程师、设计师能够起作用的,可以恢复工作就地就业。

  中国民营企业抱团出去,这是非常有用的,都是属于民营企业的转型。要破除传统的小业主意识,小业主意识有害于中国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

  八、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可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2007年报告中提出来的。报告说,拉丁美洲如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国家,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在中等收入的道路上前进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世界银行这个观点对吗?这是似是而非的观点,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实际上别相信它。真正的陷阱是在任何收入阶段都会有,而全世界最普遍的是低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很多国家人均GDP在1000美元,顶多2000美元上下就徘徊不前了。多少国家,长期都在最贫穷国家之列。

  过了中等收入陷阱,难道从此就一帆风顺了吗?不可能。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希腊了,希腊当初越过12000美元时,12000美元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界限,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时,世界银行打电报过去祝贺,后来到了2万多美元时,希腊经济停滞、下降了,高收入一样也会有陷阱。再如日本,到4万美元人均GDP时就长期停滞不前,停留在4万美元左右。

  世界银行提出的这几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存在着发展的制度陷阱。这些国家当初在前期发展的时候就应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如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当时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大地产制度,当初应该给解决而因害怕没有解决,现在越到后来越难动,这就充分证明了改革阻力越拖就越大,拖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改,现在改就不行了。

  第二是社会危机陷阱。土地问题没有解决,贫富差别就难以解决。拉美国家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提出过办法,但是都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因为大地主对无论哪一种方案都不同意,结果社会处于绝望的状态,就出现了极左派,他们提出将大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这样一来就受到政府的镇压,但是他们还是提这样的口号,结果社会就乱了,地下组织、毛派、极左派等等什么派都有,没有精力来发展经济,社会危机陷阱就此形成。

  第三个是技术陷阱。这些国家也知道技术不突破、不创新,没有办法使经济进一步发展,可是人才都外流了,拉丁美洲国家派到美国学习的,后来自己考取美国、英国大学的专家也不回来了。而且他们对于资本市场认识也不足,本来这些国家资本就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而且老百姓的观念是旧的,仍然将房地产看作是第一财产,全部精力都投这个去了,技术创新谁都不感兴趣,也没有人搞了,这样就造成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不但要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即使今后进入高收入阶段,也要防止出现停滞状态。中国现在的改革,包括土地的确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镇化,还有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转型,都表明了中国完全可以避免陷入这种陷阱,包括今后进入高收入阶段,也可以避免。

  《华盛顿邮报》2010年9月份登了一篇很长的通讯报道,用了一个很吸引人的标题,叫《美国究竟应该害怕中国什么?》文章说,害怕的不是中国GDP的增长,认为中国GDP的增长不足担心。文章从中关村谈起,中关村有一些咖啡店,其中一个咖啡店在北京大学南面不远。这个咖啡店有几十张桌子,每天都挤满了人,每张桌子都有三五个人在那儿喝咖啡,这些人是名牌大学的博士生、博士后、年轻教员,还有就是科研单位的一些年轻研究人员,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在那里喝咖啡,谈的是创意、创新、创业、专利这些东西。这让记者想起来三十年前比尔·盖茨跟乔布斯都是大学城咖啡店的座上客,中国这些力量不可阻挡。文章登出不久,德国《镜报》记者也发来文章,说在中国有这种咖啡店的不只是北京中关村,上海、西安都有,广东也有,只是没有被我们发现而已。这些代表了中国的希望,中国的希望在加以突破,我们需要一个创新时代。创新的动力在广大年轻人中间。

  《华盛顿邮报》给我们的启示,是说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改革都要逐步将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进入创新的高潮、创业的高潮,这就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

  (本文根据厉以宁教授9月26日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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