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要摆脱宏观调控依赖症 初次分配更重要(2)

　　中国的宏观调控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能够照搬国外的增长模式。中国是一个双重转型的国家。第一种转型叫发展转型，为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一个经济体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中国还有第二个转型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来说，这两个转型是重叠一起的，全世界没有先例。

　　在中国的双重转型中，中国经济有自身的特点。比如说，现在有观点认为货币流通量要控制，不能太大。这是货币学派的一个观点，是根据国外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而提出来的，但对中国来说，不适应。

　　在双重转型下，原先中国农民被排除在市场经济以外，跟货币经济接触很少，但是现在广大农民都卷入到市场中间。农民吃的粮食，不是自己种的。自己种的卖了，他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要到市场上买，很多要通过货币进行的，但是过去是没有的。所以，农民卷入到市场经济中来，货币流通量一定要增大。

　　还有，中国的货币流通渠道不是通畅的。流通环节太多，加上农民的加入，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是相对慢的。跟西方国家流通渠道很畅通不一样，西方的农民卷入市场是100年前就完成的。这对中国的情况来说，货币流通量必然比西方经济学家所计算出的货币需求量要大。西方是正常的标准，对中国来说，中国有这样的因素加入就不能一样。因此，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应该有新的考虑，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考虑。

　　几个月前闹“钱荒”，原因是什么？因为从统计数据看，M1、M2都是很大的，表示货币流通量多。但却借不到钱，到处在缺钱，闹“钱荒”，这必须根据中国具体情况解释。因为中国融资难的问题没有解决，尽管货币流通大，实际生活中的货币要求、需求比这个还要大。

　　因为融资难，在已有货币不够的情况下，每个企业都另有打算。在企业当中流行的一句话叫做“现金为王”，每个企业都要保留一部分现金在手上，现金就全流到超正常储备中去了，准备不时之需。造成了一方面M1、M2数量很大，另一方面感觉经济生活中现金是不足的。这就是中国的情况，若不根据中国的情况来判断、制定政策，就一定会出乱。这个问题表明我们的宏观调控需要跟市场化结合在一起。

　　宏观调控绝不是万能的，更不是能够替代改革的。有人经常说，核心在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就有了种种说法，有的说法是“小政府、大市场”，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是不准确。“小政府”意味着政府工作人员少更好，政府管理事情少更好，但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用大小来衡量，不是一个范围的问题。

　　还有一个说法是“强政府、强市场”，中国将来是“双强”体制。这个说法也不准。“强市场”就是市场发挥作用，“强政府”意思是好像政府一定处处管到，这也不一定对。比如家用电器，政府不管它，它就起来了。管得越多，产能过剩越过。

　　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政府不在于大小，因为它不是一个人员多少的问题，也不是管辖范围多大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效率要高。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市场还有很多地方是管不到的。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场，这就是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两者都要讲效率，都要有效，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情，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就行了。

　　三、土地确权：学习林权改革

　　土地确权是当前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全国大概有50个县正在试点，实际上数量可能还要更多，中国准备在几年之内陆续推广。

　　为什么土地确权这么重要？必须从中国经济的非均衡谈起。非均衡分两类：第一类是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西方国家的非均衡属于这一类；中国的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即市场不完善再加上缺乏市场主体的非均衡。

　　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主体。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没生产主体，产权是不明确的。所以中国的改革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产权改革，让产权明确，让产权界定，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中国的改革不能从放开价格着手，因为价格不是改革的突破口，而是最终的成果。改革好了，最后的价格一定根据市场规律而制定的。中国搞股份制改革，就是让国有企业首先成为产权明确的市场主体，最好的办法是股份制。

　　中国的计划经济两大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体制，第二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或者叫城乡二元结构，两者支撑了计划经济。前30年的改革着重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把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变成了上市公司，这个任务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一直没动，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中国产权改革继续进行，农村也要进行产权改革。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是空的，是虚的，集体所有制讲起来挺好，实际上包括乡镇企业在计划体制下，没有多少乡镇企业是真正属于集体的，而是由干部掌握、操作，跟广大农民没关系，直到“文革”以后取消人民公社，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

　　中国仍然存在第二类非均衡障碍，因为国有企业体制改了，农村体制还没改。怎么改？一定要谈到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总结福建、江西的集体林权制度试点的经验，进行全国推广。这一次林权制度改革的意义非常重大。

　　尽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晚了20多年，但中央根据试点的经验，有三个重要的突破：一、承包期延长到70年不变。林权制度改革定了70年不变，农民一算，70年后我孙子都长大了，于是放心了，爷爷种树让孙子来砍，全国农村的积极性加大；二、林地可以抵押。这是一个大的突破，一抵押林区经济就活了；三、林权承包落实到户，一竿子插到底。林权证发到每个农户手上，承包跟产权一块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把农民的积极性全调动起来了，现在造林成风，大量劳动力开展林下经济，种蘑菇、木耳，还有林下养鸡，都富了。林权可以抵押，钱又活了，落实到户，积极性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