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风险积聚或导致“改革无牛市”

　　改革带来“红利”还是改革之下难以出现“牛市”？

　　作为对将于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呼应”，包括农村土地流转等概念在资本市场上也开始有所反应，显示了市场对于改革红利的预期。

　　但多年来一直关注改革的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财商》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很多方面的风险已经积累到很高程度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改革意味着要完成很多“高难度”的动作。

　　土地流转改革的核心是土地定价

　　《财商》：近期市场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有所反应，土地流转方面的一些股票走得都非常好，为什么这一块会受到资本市场比较大的关注？

　　刘胜军：资本市场作为一个信息敏感性市场，总是会先知先觉。

　　土地流转改革的重要性有以下两点，第一点，土地流转改革是解决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如果不搞土地流转，土地没办法集中，就不能提高生产率；第二点，就是推动城镇化进程，农民转移到城市之后，如果能把农村的土地卖到一个合理的价格，那么他们就可以用获得的钱，在大城市安定下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财商》：其实关于土地流转这个问题这几年一直在说，很难进行的原因是什么？

　　刘胜军：中国两千年来出现了很多社会动荡，主要原因是农民的生存没办法得到保证。如果失去土地，导致大量流民的出现，这样社会就会出问题。农民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会不会成为流民，是一个很大的风险。过去在地方政府征地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强征的现象，所以这个问题不是虚幻的担忧，而是一个现实，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建立一个真正的法制社会，没有建立好公民保障的机制。

　　如果农民的土地只是卖了很少一部分钱，导致流民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很大的风险，这就是过去这么多年迟迟没有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原因。大家毕竟还是觉得，只要能保持稳定，哪怕是损失效率，还是可以忍受的。

　　《财商》：三中全会农民的土地流转大概会有什么样的突破呢？

　　刘胜军：首先是界定什么样的土地可以流转，比如说流转有两种，一种是农业用地的兼并，但它不改变生产的性质，另外一种是城郊的用地转变成房地产或城市开发，这一类的土地升值空间比较大，也是政府关注的重点。

　　推动土地流转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土地的价格怎么定？要做到既保证农民得到合理的利益，同时保证政府不至于以过高的成本拿地，因为过高的成本也会损害城镇化的推动。按照经济学原理价格取决于市场的供求关系，但市场能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供求，还是取决于有没有一个透明合理的讨价还价的机制。

　　《财商》：那以后会不会出现“农场主”的现象？

　　刘胜军：这个也不是坏事，如果你能够收购土地，搞现代农业，这个对社会的进步是有积极性的。大家不用去羡慕，第一他需要资本去收购农地，第二农业也是有风险的，它本身就是一种投资，而且农业也需要经营管理，也需要雇佣很多工人，慢慢形成一个企业，这也是一种企业家精神，那些没有能力又不愿意冒险的人，那就把土地卖了去城里打工。

　　“改革红利”还是“改革无牛市”？

　　《财商》：现在大家对于改革还是比较期待的，但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改革会带来政策红利，一种是认为改革之下难以出现牛市，您怎么看？

　　刘胜军：那要看什么样的改革，我觉得之所以会出现改革无牛市的说法，不是说改革本身不好，而是改革已经进行得太晚了，导致很多改革改不动，另外很多方面的风险已经积累到很高的程度了，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完成很多高难度的动作。

　　比如说李克强总理要控制地方政府债务，控制货币超发，但他在控制过程当中可能引发新的金融风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认为改革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是比较悲观的。

　　总体来讲，我对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预期比较悲观。

　　《财商》：有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应该说潜力很大，为什么这么悲观？

　　刘胜军：一个社会潜力的释放需要好的制度，很多国家到了人均收入5000~6000美元就会遇到一个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一开始国家穷的时候，劳动力价格便宜，产品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就能实现比较快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劳动力成本上升，优势没有了。

　　同时，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建立法治，这样的社会没办法搞创新，企业既没有劳动力成本优势，又不具备创新能力，那就会失去国际竞争力，这个国家就可能陷入经济低迷甚至倒退。好的制度的核心就是要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大家有稳定的预期，社会有公平的竞争，没有人能靠寻租去赚钱，大家必须靠努力靠创新才能去赚钱，这样的社会才能慢慢上升到一个高收入国家。对中国来讲，我们离那样的境界还很远，前面的挑战还非常多。

　　《财商》：中国主要面临的挑战是法治方面不够健全？

　　刘胜军：过去十年的快速发展是运气好的十年，因为朱镕基的改革是上世纪90年代做的，但改革充分显现成效是在21世纪头十年，另外一方面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一下子推动了出口，还有人口红利一些其他因素。

　　目前来讲，我们对环境的透支已经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过去很多增长代价太大，带来的社会成本太大，而这个社会成本是要偿还的，比如说现在越来越多环境污染的现象，这种增长没有可持续性。

　　另外一个，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国有企业也好，审批权也好，PE腐败也好，这些人做的事情本质上是破坏公平竞争，他们用权力就能赚钱，所以很多企业家把精力放在搞关系上面。

　　从根本上来讲，政府的权力得不到遏制，既得利益越来越膨胀，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法治，我们也不要简单地去谴责某一个官员，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如果不改变这个制度，不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不建立公平游戏的规则，中国经济是没有未来的。

　　《财商》：那您觉得在未来的改革中，哪些行业会出现投资机会？

　　刘胜军：资本市场过去二十多年都是在炒概念，长远来看，没有人能赚钱，真正要做的就是研究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地位、创新能力、管理层战略层的眼光对不对、创新商业模式好不好，这个才是应该要关注的。

　　《财商》：你对IPO改革这一块也非常关心，现在你觉得审批制是不是已经可以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