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旭光：圈钱式IPO伤害股市 监管部门应该反思

　　1。问题的提出

　　今年12月以来，股市跌跌不休，跌幅近10%，五连阴加五连阴。20多年来，与世界主要市场相比，中国证券市场巨幅波动及巨幅下跌与上涨的比例名列前茅。A股暴涨暴跌、跌长涨短，“熊”居全球，近5年的排名是状元、探花、三连亚。纵向比较的结果是：20年间暴涨暴跌十八轮。但这一期间，我国经济增速全球第一，这是一个应该深入研究的奇怪现象，必须深入探讨这些导致我国金融安全、经济安全的极大隐患背后的深层原因。

　　但我们绝不能再重复以往多次的说法，“由于创建时的环境所限、制度缺陷、运行中的经验不足以及其他因素的制约，中国证券市场还带有典型的新兴加转轨的特征，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失灵的困扰。”监管部门应该反思，是不是自己的责任心、自己的工作出了问题？监管理念即对证券市场的本质和监管目标的认识是否存在偏差？是否忽视了为促进证券市场发展服务？是否因为这种偏差才导致了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存在的主要矛盾缺乏清醒的认识？

　　例如，圈钱式IPO对股市的伤害？在监管过程中是否常常忽视了“三公”原则，进而导致了监管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考虑不全面，措施不配套”。这样的说法是否有依据？

　　2。监管效果不佳是证券市场问题的重要原因

　　笔者为了研究证券市场的问题和原因，为了判断监管效果，曾经做过问卷调查，发放问卷的数量是，监管部门50份，其他部委40份，某商业银行总行30份，另一个商业银行省分行50份，城市商业银行60份，基金公司60份，券商70份，上市公司70份，一般企业中高层管理者60份，一般投资者80份，共发放问卷570份，回收问卷537份，剔除无效问卷48份，共回收有效问卷489份。笔者在这项研究中所提出的问题是：请您用七级标度(1、2、3、4、5、6、7)对我国证券监管工作的效果从总体上进行评价，非常有效得7分，效果一般得4分，根本没有效果得1分。

　　所有被调查者对证券监管有效性的总体评价的加权平均分(按人数加权)是3.3640，未达到及格的标准。

　　3。监管效果不佳的原因

　　为了深入研究监管效果不佳的原因，曾经设计了含义相同，但表述方式正好相反两份问卷来进行调研。

　　(1)简单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监管政策失效主要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监管政策缺乏整体思维。从过去的政策制定来看，我国监管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不系统、不严密、漏洞太多，而且常常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同时也没有针对某一或某些突出的问题，由表及里的颁布政策，从而导致“考虑不全面，措施不配套”的F选项的选择率最高。

　　第二，较少综合考虑各市场参与者的整体利益。从数据的总体统计中看， “没有考虑‘三公’”作为排序第二的选项。尽管不同群体的利益实际上是有所矛盾的，但是他们选择该项的比率都很高，说明坚持“三公”原则是社会的一致呼声，且进一步说明监管政策较少综合考虑各市场参与者的整体利益，造成各方群体的满意度不高。

　　第三，对证券市场的认识有待纠正。 “对问题认识不准确”作为排序第三的选项，说明监管者面对不断发展的新形势，有必要纠正对于证券市场的某些初始认识。

　　第四，政策制定的前瞻性和稳定性较差。监管部门在颁布监管政策时很少通过采取某一监管措施一次性完成某一项监管任务，表现为当市场出现问题时，再针对问题出台政策，从而导致了政策不稳定 、没有前瞻性的选择率较高。

　　第五，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和转轨的大陆法系国家，其法律体系是不健全的，监管机构应当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探讨中国证券市场监管政策效果以及分析证券市场监管效果的影响因素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已有的文献主要从监管部门事后监管即执法的角度对监管效果进行评价，且把监管无效的原因简单的归结为监管部门的执法不力。

　　(2)深层次原因分析。

　　通过复杂的关联分析方法(数据处理和实证分析过程从略)，可以看出紧密相关的这些要素实际上构成了监管的三个层面的体系：理念-政策-效果。第一层面是理念层面，其两大表象是“对问题认识不准确”和“没有考虑‘三公’”，见图1；由理念层面导致政策制定层面“考虑不全面，措施不配套”；最后导致效果层面的典型现象就是“政策的稳定性较差”和“政策的前瞻性差”，见图2。

图1

图2

　　换言之，监管部门的监管应该形成三层面的体系：理念-政策-效果。但由于监管部门的监管理念即对证券市场的本质和监管目标的认识存在偏差，才导致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存在的主要矛盾缺乏清醒的认识，在监管过程中违背了“三公”原则，进而导致了监管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考虑不全面，措施不配套”，从监管效果来看，政策的前瞻性、严密性和综合性较差。

　　归结到一点，就是责任心不强，不能与时俱进，仍然把证券市场当成融资的工具而不是资源配置的平台。

　　具体来说由于监管部门把服务国有企业作为证券市场功能的定位且对证券市场“工具论”的认识，导致了在监管过程中没能很好的考虑所有的内外因素，因此监管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不系统、不严密常常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才有圈钱式IPO对股市的伤害；同时也没有针对某一或某些突出的问题，由表及里的颁布政策，从而导致在制定监管政策时“考虑不全面，措施不配套”。

　　进而表现为监管部门经常根据临时问题采取临时补救措施，也就是说当市场出现问题时，再针对问题出台政策，且在出台政策时，缺乏可执行条件，对于禁止性规定，缺乏明确相应的处罚条款等，从而表现为监管部门监管政策的前瞻性、严密性和综合性比较差。

　　(3)“工具论”的深层次原因探讨。

　　为什么会有“工具论”的思想？为什么现在还是“工具论”的思想？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

　　20多年前，我国开办证券市场的目的是：为国企脱困服务和股份制改革，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是“为国有企业保驾护航”，这在当时的条件下作为过渡阶段是必要的，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参与者多样化程度不断的增高，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对社会的影响力日益重要，此时，证券市场应当服务于所有合法的市场参与者，不能仍然囿于“工具论”的思想。

　　监管部门在监管时应当考虑各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如果监管部门仍把服务国有企业作为证券市场功能的定位，监管时仅考虑某些被监管者的利益，仍然用“工具论”的思维，那么监管部门在监管过程中必然会违反“三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