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普遍仇富影响社会进步

　　11月26日下午，北京天则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第一期企业家沙龙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茅于轼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发言时，茅于轼强调，中国企业家面临着一个“很不利的”生存环境。尽管如此，企业家们仍然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为中国老百姓、为国家做了非常重大的贡献。然而“这些贡献并没有为社会和政府所充分理解，相反，不利于企业家生存的状况还继续存在。”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普通存在着仇富心理。“改革以后，我们虽然停止了斗地主、分祖产、斗资本家，但是仇富心理的影子并没有消除掉，这对中国的进步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茅于轼认为，没有贫富差距的社会是一个很糟糕的社会，是一个吃大锅饭的社会，是没有效率的社会。“所以，我们需要这个社会有贫富差距，但是不太大。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社会为每个人提供了从低收入进入到中收入、高收入的机会。”

　　以下是茅于轼先生发言实录：

　　各位企业家朋友和非企业家朋友，今天是第一次企业家研究中心沙龙，我们希望这个沙龙要一次一次办下去，给我们一个交换意见的机会。第一次沙龙，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成立这个企业家研究中心。

　　用国际比较的方式来看，中国企业家所处的环境是很不同的，可以说是很不利的一个环境。但是，企业家们在这样一个不利的环境下，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为中国老百姓、为国家做了非常重大的贡献。但这些贡献并没有为社会和政府所充分理解，相反，不利于企业家生存的状况还继续存在。所以，我觉得我们成立这样一个研究中心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个状态，让全社会理解企业家的需要，企业家过去所做的事。

　　中国的环境是什么环境呢？我们是一个公有制为主的国家，当然企业家中间有私有企业的企业家，大多数都是，其实也有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不管是私营的还是国有的，企业家都有他自己的问题。国有经济的企业家，他们的问题是觉得很不自由，没有私人企业家自由，约束非常多，而且干的活是吃力不讨好，他们有他们的苦衷。但是，更为难的是私人企业家，在一个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里面，你搞一个私营企业，首先跟宪法有点对着干的味道，虽然宪法改了多次，但是它的措词中还是很明显的对公有制和私有制是不同对待的。这样一个政治环境，使得我们企业家有许多事做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马克思《资本论》一个最主要的结论，在他的墓碑上写的，就是发现了剩余价值，或者说他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就是剥削。在这样一个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你要做企业，你就是剥削。我觉得马克思这个理论，现代经济学已经完全否定他了，但是我们国内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从中学到大学教的东西还是马克思的那一套，还是劳动价值那一套，还是剥削那一套。像这样一个理论指导下，我们要做私人企业，首先就被人怀疑，你是不是剥削者。

　　这种理论我觉得是完全错误的，其实很容易就驳倒这个剥削的理论，他说财富是工人农民创造的，他们的劳动创造的，企业家没有劳动，所以你没有创造财富，你赚的钱是别人创造的。这个说法听起来很对，其实完全错误。为什么呢？很简单的，劳动可以创造财富，也可以消灭财富，就看劳动怎么用，用的不好，他会消灭财富，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改革以前大部分劳动是消灭劳动的，费了半天劲财富没有创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炼钢铁，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在座的诸位可能经历的不太多。炼钢铁是不是劳动？当然是劳动，有没有创造财富？没有创造财富，国家越搞越穷了。那个时候青年上山下乡劳动，创造财富吗？耽误一代人，不好好学习，到农村劳动，认为劳动创造财富，这是完全错误了。改革以前的劳动不创造财富，改革以后的劳动创造财富，他的区别就是劳动用得对不对，而谁在用劳动呢？是企业家在用劳动。所以，改革以前劳动不创造财富，原因就是没有企业家，只有计划者，这些搞计划的人我把他叫做“胆大妄为不负责任的人”。我那时候是工程师，我在农村种了五六年地，还有很多老师、干部、医生，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都要到农村去劳动。你说一个医生的动手术的手，叫他去拿锄头，他能创造财富吗？但是我们计划者有各种奇怪的想法，他认为这样对国家有利。

　　所以讲劳动创造财富，关键是看有没有企业家的组织，而这一点我觉得很浅显的一个道理，我们社会上大多数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区别。由于这样一种错误的理论，就认为你不劳动赚钱就是剥削，因此我们这个社会普通存在着仇富心理。在改革以前的30年，不断的教育老百姓要仇富，从农村土改就是打倒地主、剥削阶级，后来到城里面打倒资本家，后来就是所有有钱人通通是犯罪的人，越穷越光荣，提干、参军都得审查你三代有没有剥削。如果你变成富人，不但你完蛋，你儿子、孙子一块完，不让你上大学，剥夺你所有的社会基本权利，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有钱的人。所以，改革前的30年，是一个仇富心理的培养过程，每次搞阶级斗争，动员大家忆苦思甜，怎么忆苦思甜？我在旧社会怎么怎么苦，都是剥削者把我搞苦的，我到新社会怎么怎么甜，其实全都是骗人。新社会的穷人比旧社会的穷人苦得多，但是这种仇富心理是很有煽动性。改革以后，当然我们不忆苦思甜了，我们也停止了斗地主、分祖产、斗资本家，但是仇富心理的影子并没有消除掉，我认为这对中国的进步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因此，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其实我当时想法很简单，我觉得很多人为穷人说话，没有人为富人说话，很多人为富人办事，很少人为穷人办事。我觉得这个社会不正常，应该纠正过来，为穷人说话也要为富人说话，为富人办事，也应该为穷人办事。没想到这篇文章一出来，铺天盖地的骂声，他也不知道我说什么了，觉得你为富人说话就错了，你立场就错了，没有对的。这就是证明了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扭曲的社会，应该说这个状况也不光是中国，全世界都有大大小小类似的问题。有些国家走上了仇富的道路，搞得一塌糊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大家如果关心的话，你看看他们的报道。当然，我们也不赞成而且要防止贫富差距过分扩大，过分扩大不好，但是也需要有贫富差距，没有贫富差距的社会是一个很糟糕的社会，是一个吃大锅饭的社会，是没有效率的社会。所以，我们需要这个社会是有贫富差距，但是不太大。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社会为每个人提供了从低收入进入到中收入、高收入的机会。有差距，这个差距是好是坏呢？就看你有没有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机会，没有这个机会，这个差距就是坏差距。

　　为什么我们说美国好？他有差距，而且差距很大，但是美国这条路是很通的，穷人变大富翁有的是，大富翁摔下来变穷人也有的是，他这条路很畅通。所以，虽然差距很大，但是不平等的感觉倒并不严重，而且全世界愿意奋斗的年轻人都到美国去找机会，因为那个地方你不需要社会关系，你凭本事，凭自己的才能，你就可以进入到中等、高等收入。我儿子就是一个例子，他到美国去20年，他什么关系也没有，跑到美国去一穷二白，他现在日子过的非常好，买了房子，小孩上了大学，收入也很不错，完全靠本事。像跟他同班的、同事的，在中国，情况就不一样，老老实实的，没有机会上去。现在大学生要找一个好工作，都要看社会关系，这个状况非常糟糕。

　　到今天我也不认为我写的那篇文章就错了，尽管铺天盖地的骂我，我说你们好好想想，你打倒富人的结果是什么？他们有的人认为我现在很穷，我要变成富，首先得打倒富人，他就没有想想，如果你变了富人，你是不是也被打倒了？如果打倒富人变成一个政策的话，你变富就被打倒了，就像毛泽东时代一样，结果全中国都变成穷人，一个富人都没有，一辆私人小汽车都没有，全世界穷国多得是，但是一辆私人小汽车都没有的国家只有中国，没有第二个国家。就没有想到打倒富人的结果就是一切致富的机会全没了。所以，为什么要为富人说话呢？这个道理很简单，不但有利于富人，也同样有利于穷人。

　　我刚才讲了，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公有制为基础，又是剥削理论占主导的环境中，因此企业家感到不安全。我们社会的法治也不很牢靠，所以发生了像重庆薄熙来那样的事。因此，很多企业家感觉到不安全，他们就拍拍屁股跑了，跑到外国移民去了。我们当然不希望这种事情更多的发生，当然我们也不怪他们，他们确实有他们的困难。因此，我们希望改变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环境。

　　今天我看新京报登了一大篇文章，讲曾成杰为什么被处死，跟我们天则所做的一个调查，就是冯兴元做的一个调查，有一个很详细的报告，那个报告跟新京报的解释就是相对的。我觉得不管事实经过怎么样，第一条，没有理由对非暴力犯罪处死刑。现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我们没废除，也要逐步减少，慎重的使用，最后要废除死刑。第一步，对非暴力罪行不能处死。第二，对于一个有争议的案件更不能处死。曾成杰这个案件是有很大争议的，你对一个有争议的非暴力案件，而且秘密处死，这绝对讲不通。不管他犯了什么罪，至少是非暴力吧？是有争议吧？说他是模范的企业家，又没有挥霍，没有个人享受。而且今天新京报还说了，非法集资就要判死刑，我们天则所正在做一件事，要把非法集资罪取消，更别说判死刑，连这个罪都没有，不存在非法集资罪，也没有理由说非法集资一定干坏事，我本人就在非法集资，但是我没有干坏事。所以，当局对我还算客气，没有抓起来，也谈不上判死刑。你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是不是集资？你集资没有干坏事，基本上干的还是好事，我集资就变成干坏事了？你集资就可以？这就违反法律的平等。所以，我们天则所要把这件事做下去，把非法集资罪要推翻了。

　　我觉得我们国家总的说起来是在朝文明和现代化一步步往前走，我们最大的文明的成就，就是对政治犯没有判死刑，改革以后30多年，我们一个政治犯没杀，这就是我们朝文明进步了。我们的政府虽然还不够民主，但基本上对老百姓做的是好事，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所以，我们有改革30年的伟大成就，这是全世界公认的，我们自己生活在中间不觉得，外国人看简直不可想象，你们中国就是一个奇迹，这30年变成这个样子。如果你们50岁以上的人还能想起来，刚改革的时候中国是什么状况？现在中国是什么状况？你最有想象力的人，也想象不到30年之后中国会变成现在的中国，这么富有，在全世界这么扬眉吐气。这是我们经济上的成就，实际上是跟政治进步有关系，不处死政治犯，领导交替有了任期，十年你必须下台，你不想下也不行，也得下。而且这个下台是很和平的，没有搞大范围斗争，小的斗争可能会有，但是很平稳，没有引起大的冲突，这是重大的进步，还有好多国家是做不到的。没有这个进步，我们怎么可能有稳定的经济发展？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批判种种不足，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确实有非常重大的进步，这就是我今天讲的开场白。谢谢大家。

　　(以上文字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