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所谓的改革是把能想到的办法合法化(2)

　　最后发现是饿得不行，底层的实践很重要就是包产到户，在这之前还有一步棋走了以后发现很有作用，农民的地一块叫自留地，59年发生了饥荒以后，饿死了人，给每家每户留一块地，一旦不行就做，包括我下乡发现这就是上了一课，自留地永远种得很好，所有的公家地永远归农户用，他怎么种产品归他，劳动就不一样。

　　那时候很少有外国记者来，泰晤士报有一个记者跑到四川，因为当时赵紫阳是四川的省委书记，四川那时候很苦的，然后赵紫阳的办法是把自留地划大一点，比重大一点，英国记者也看到了说自留地种得好，我在东北下乡也发现自留地种得好。

　　这里发现可能会有一条路可以走，为什么自留地种得好同样的技术、同样的天气、同样的人和文化程度，这就是体制的问题，约束不同人们劳动的态度是不同的，工作的结果是不同的，所以后来说这样行不行自留地扩大一点再扩大一点。这个事情底下发现行得通，因为我们模式化把这套大锅饭、低价农产品高额征收全部看成是社会主义不能碰的，方向问题、路线问题，那我们的上层建筑就不接受底层的变化。所以改革我始终从那里体会出两个层面，一层是被现实情况逼得不行，因此想出一些办法。第二是这些办法能不能得到承认。

　　所谓的改革是把能想到的办法合法化，这个过程是非常曲折的。其实56年就发生的包产到户，浙江日报是浙江省委的机关报开始也发社会支持，但后来北京不干又批评打回去。60年代初大饥荒以后安徽大概40%的土地包产到户了，不敢叫包办到户叫借田，叫什么名字没关系行为就是这种行为，在大土地中划一条线增产，结果上层建筑说不行，再来到77年包产到户行，这时候上层建筑开始有一点变化叫“实事求是”，叫做“思想解放”，叫做实践检验真理。

　　就是这么一点点变化但是开头也不容易，因为毛主席定下的社会主义，就是我这本书里讲的大词汇，怎么解决粮食问题是非常具体的事，可是我们包了一些大词在上面，谁能轻易碰啊？一碰干部、党员对不起，我们过去阶级斗争路线、党的纪律开除的开除、处分的处分，那就不能碰。所以20多年最后到了1977年、1978年一直到1981年，最后中央出一号文件是81年，那时候还有分歧，省委书记开会还打仗。

　　黑龙江省委书记、贵州省委书记在中央开会，一个是坚决支持的、一个是坚决反对的，最后留下一句话叫“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最后中央统一了意见，最后省大员意见都不一致，最后写的意见是可以可以也可以，选，选完了以后看结果。那个文件叫80年的75号文，一试结果出来了，然后从1981年开始有了变化。

　　改革是我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现实的全国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要搞农业化，原始积累又没有怎么解决？参照苏联体制意图是好的，增加国力、提高人民生活，但体制选错政策选错再加上一个僵化，没有调整出了问题得调整啊，世界上所有的事都可能有问题，关键是调整啊。我们过去的体制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调整的能力也比较差，一条道非这么走几十年，改革后来解决了这个事情。

　　但这个事情到底多大？就是我一开头讲的苏联的笑话，如果50年代后不搞这个体制这些问题都没有。所以中国第一颗卫星上天的时候有一个元老的共产党陈云，当时文化大革命被下放到江西在一个工厂里劳动，后来陈云身体不好给他发一个小汽车，小汽车上有一个无线电，卫星上天的时候防的是东方红的音乐，通过这个传下来，那个工人和干部围着听很激动卫星上天了，陈云当时就讲了一句话说这颗卫星早就可以上天了，如果不是错得那么离谱，不是非要选脱离生产力发展的那套生产关系和生产体制，可能早就上天了。

　　当然历史不好重新做假设，走了一条路出现偏差只能把它纠正过来才算了，我相信这个问题在其他方面也存在。我们这代人正好赶上从什么都不能动、不能变，阶级斗争上纲上线，转向从实际出发打开国界看其他国家如何处理同类的问题，能不能从当中学一点，根据中国的情况调一调、变一变、试一试，让这个社会生产力、主动性释放出来，这大概就是改革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