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中国模式：降低增速并不会自动推进改革(2)

　　将政府的目的收窄在经济增长上，一定就会造成严重的扭曲。在改革刚刚开始时，中国非常贫穷，要不要改革、要不要推动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有障碍。面对贫穷和面对着基本的政治障碍，将GDP增长当作一个目标，这是过渡性的做法，在当时这个事情是可以实现，而且也的确有一段时间的成功。但当中国的经济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那么超出经济增长之外的社会经济问题就变得重要了，而这一系列的问题绝大多数产生于地区竞争，比如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阻碍、中国公民收入占GDP比例持续下降、内需不足、不平等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政府侵犯民企和侵犯公民权利，尤其是土地的问题，城市住房的问题、地方财政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基本上是与地方竞争机制紧密相关。刚才说的这一系列问题，并不是新鲜问题，所有人都知道，早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时已经列出，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又重新列出，也提出了若干个解决方案，但是为什么没有变好，根源就在于制度上。

　　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下的问题是因为经济速度增长太快，这是完全错误的。今天中国经济相当于日本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水平，日本在五六十年代有非常快的增长速度，60年代有10%的增长速度。今天中国的增长速度并没有太快，如果说是由于政策上硬提上来的速度，那是有问题的。但问题并不出在速度上，而是出在制度上。降低增长速度可能危害改革，导致就业下降，社会矛盾尖锐，同时财政收入下降，金融、财政风险上升等。

　　将问题归结为增长速度，一定是错了。有意识地降低增长速度，并不会自动地推进改革。相反，过去的改革靠的是地方之间竞争GDP，连市场的发展、连民企的发展都是靠着这个激励机制带来的。相反，这几年看到一个很不好的迹象，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方式来压制经济增长，违反了市场改革的方向。

　　如果不深化改革，中国是没有办法解决激励机制问题，也没有可能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

　　在不改变制度的情况下，人们可以设想若干个解决激励机制问题的方法，实际上也是现在在做的。首先就是放弃G D

　　P增长速度作为单一目标，而是多目标，仍然让地方之间竞争。比如说目标里包括增长、环境、平等、维稳等等。现在的目标好几十个，甚至一两百个，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多目标之间互相经常是矛盾的，当多目标之间互相有矛盾时，地区之间竞争的到底是什么？上级评价下级的时候，标准是什么？怎么排序？所以就进入了死胡同。实际发生的是什么呢？就是地方政府一定在竞争时挑自己愿意干的事、挑对自己有好处的事做。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地方之间竞争的GDP增长速度，是一个较好的单目标体系，虽然不能完全准确的衡量经济增长情况，但不易造假。竞争GDP是现有体制下能做的最好事情，放弃了这个，而不改制度一定会使事情变坏。唯一的出路是制度改革，而不是放弃GDP作为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