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退潮震动大盘 三中全会催涨新龙头(5)

　　此前社会议论的热点之一是范围，是28平方公里还是浦东抑或更大。按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的看法，这还是没有从此前“要政策”、建设“发展极”的思路中转变过来，“上海自贸区不应是实体范畴的概念，是一个规则的概念。”袁志刚认为，未来上海所要承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期待，不是自己的贸易吞吐或GDP有多少，而是能否吸引天津、湛江乃至釜山、鹿特丹，愿意选择按上海自贸区版本的规则营商。

　　国务院在8月22日正式批准设立上海试验区后，紧锣密鼓推进的就是法律授权程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授权，在上海的试验区域内，暂停实施“外资三法”，交由地方先行探索拟定。一言以蔽之，上海要建的不是抢别人贸易便宜的“小灶”，而是为国内提供法律、规则等公共品“改革实验室”。

　　至此，上海试验区的两大使命已经显现：一是以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修复企业和市场的效率基础，完成向成熟市场经济的转型；二是服务于中国下一步的全球化战略，参与全球价值链和投资规则的重构，促进从传统经济到新经济升级。

　　“有限政府”的试验田

　　《财经国家周刊》和瞭望智库在调研中感觉到，深化改革已成上下共识，但改什么？如何改？在当前背景下，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打造“有限政府”，已成上下共识中的一个重要交集。

　　“我们曾多次找当时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审批一个项目，刘当面都表示‘很关心’，但事后才知道，刘专门指示手下‘拖一拖’。”

　　一位企业家向《财经国家周刊》反映了这么一个情况，“现在看来刘铁男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想要钱，这是典型的审批寻租。”

　　这不是单纯反腐的问题，在舆论对刘铁男“25颗罕见钻石、9公斤黄金”这类传闻的关注之外，必须剖析结构性扭曲。一些专家提醒，“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在行政审批无处不在的情况下发生了异变，出现了审批权力和企业勾结越来越深的趋势。”

　　出路在哪里？就在于公开透明规则和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暂停实施一些法律，就是为了给这方面的改革创新留出空间。”王新奎认为。

　　据《财经国家周刊》了解，上海自贸区方案将包括6大类23个改革领域，而方案的第一部分，就是关于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目前中国的投资管理体制实行的是项目审批制，此前的改革中，“下放审批权”、“改审批为备案”，掌握审批权力的政府部门形成了一套习惯的话语体系，但现实中并没有真正突破，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割肉”。

　　王新奎认为，下放审批权本质还是审批，改审批为备案，后者反而不用受《行政许可法》来约束完成时间，“实际效果可能更糟，必须另有清新之风。”

　　到底怎么改？王新奎说，深化改革，需要学习国际通行做法，引入“许可准入制”加“负面清单管理”的方式，从流程上彻底扭转。

　　其中“负面清单”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制度转变，除了有限清单上列明的不能做的事情，其他事情依法准入不再需要跑政府。也就是从“管企业”转变成“管政府”，前者“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后者“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而这不只针对外资，也同样适用于民资，从行政审批走向依法许可。王新奎指出，政府的工作重点乃至话语体系，都要进行一轮更新。

　　上海自贸区会不会立即实施“负面清单”？在8月24日《财经国家周刊》承办的研讨会上，学者们的共识是，这当然需要一个过程，可以先从“正面清单”入手，逐步过渡到“负面清单”管理。

　　人们期待，上海自贸区能够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给打造“有限政府”提供一个更为透明化、法制化与决策民主的一个“样本”。当然，亦有人对此表示担心。原上海市一名领导同志提醒，原来浦东新区刚刚设立时，只有一个“管委会”，后来变成了上海市的一个区，什么垂直机构都逐步设立起来了，“到政府办事”客观上变复杂了。

　　“所以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我看重的不是‘管住里面的政策不出来’，而是要‘管住外面的干预不进去’。”

　　不一样的“改革动力学”

　　30多年前，深圳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和标杆。10年后浦东开发开放，邓小平把“晚了”的责任担在了自己身上，但他当时就认为，深圳的开发是对香港的，厦门是对台湾的，但是“上海的开发可以面向全世界”。

　　这轮上海试验区的改革，从3月份开始明显提速，不少部委和地方领导都表示，其力度大大超过之前的预料。“单个事情上，这是一件任重道远的长期工作；但整个方向上，这个战略一定能成。”上海市的一位负责人这样判断。原因在于，这轮改革在逻辑和动力学上出现了新的特征，与此前的模式都不一样，或将折射出三中全会后的治理思路。

　　此前各地的金融改革以及自贸区的规划当中，地方竞争的多是特殊优惠政策，就是“要政策”。其结果，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施琍娅将其称为“碎片化的孤岛”：改革变成了区域利益的再分配，企业忙于在不同政策之间套利，诱发了攀比，强化了审批，变得更不透明。

　　另一方面，在中央与地方就改革的协调上，这轮体现出不一样的魄力。先前的改革试点中，要优惠政策的时候都得通过部委，在不平衡中无形强化着审批权力。而且以上海改革为例，与投资有关的法律法规共计约17万条，如果要等各个部委立场协调一致，改革只能是遥遥无期。地方的心态也容易消极，你不批准我就不改革，坐等“政策啃老”。

　　现在则是釜底抽薪，直接授权暂停在试验区实施相关法律，让上海在探索中拿出替代性方案。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7日的会议，明确要求“国务院要加强领导，上海市要精心组织实施，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换而言之，各部委放权，上海直接对中央负责。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以发展愿景来激发一线的创造积极性。

　　纪念浦东开发开放10周年时，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周宇鹏曾向汪道涵老市长请教，对浦东开发开放还有什么建议。“汪老是一个大学问家，我本以为他会滔滔不绝。”周禹鹏回忆道，“谁知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禹鹏你想清楚，浦东开发给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