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异地高考问题,异地高考问题反映了当地人和外地人的利益冲突,当当地人的利益成为决策的主导因素时,异地高考的问题就无法改革落实。类似的例子有很多,一旦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就会触动利益集团,如果这些利益集团在决策中起主导作用,那么改革方案就很难通过。
新京报:推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难度很大?
李实:从现有的权力结构来说,确实有很大的难度。但整个社会的状态是,不往前走,不向前推进改革,就会往后退,中间没有稳定状态。原地踏步时往往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制约因素,这时有很多利益集团会利用现有的体制谋取利益,获得了利益就会拼命维持这种体制,使得改革越来越困难。并且,当社会矛盾尖锐化以后,旧制度及其管理手段就会被重新使用起来。
收入差距变动取决再分配政策
新京报:国家统计局为什么已有十多年不公布基尼系数?
李实:我判断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统计局的意识问题。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的基尼系数就开始超过0.4,可能统计局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公布基尼系数会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冲击。结果越到后来越被动,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一旦公布可能影响就更大,所以进退两难。
新京报:为什么现在又公布了?
李实:首先,社会公众对收入差距状况有强烈的诉求,非常想知道目前的收入差距;同时,民间的研究机构不断公布基尼系数测算结果和收入差距数据,这对统计局产生了压力。
其次,下一步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对改革的效果评价,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参考指标。
新京报:统计局所认为收入差距从2008年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你同意吗?
李实:趋势的变化相对比较复杂。我们也不是反对统计局的这个判断,但相对比较谨慎。从统计局的数据来看,2008年到现在,基尼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实际上变动非常小。任何一个基尼系数的测算都有一定的偏差,所以偏差的因素也可能带来这样的下降趋势,因为变动幅度非常小。
2008-2011年期间,物价较大幅度上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富人有利的,比如房租和房价上涨后富人会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所以综合各种因素,很难判断2008年收入差距下降的趋势是否真实。
新京报:你能否预测未来收入差距的变化情况?
李实:预测不了。因为假定整个宏观经济保持相对稳定,经济结构在缓慢调整,城市化过程逐步推进,其他方面也没有大的变动,那么收入差距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影响。过去几年政府明显加大了民生方面的投入,使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减缓下来,如果政府未来进一步加大政策力度是可以控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新京报记者 李蕾
如果两个人的收入相差50倍时,基尼系数大概是0.3左右;当两者的收入差距上升到100倍时基尼系数不到0.5,如果基尼系数要升至0.6,那么对应的两者收入差距约为160倍。收入差距的倍数与基尼系数不是线性关系,基尼系数在0.3时比较敏感,到了0.6就不太敏感了,基尼系数越高对收入差距的敏感性越弱。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