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应对老龄化挑战并促进社会公平和谐

　　税延优惠问题可能成为我国结构性减税下一时期的一个亮点，通过减税和其他的优惠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将很快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的养老支出压力，以及应对欧债危机等可能带来的外部冲击。应当说，上海尝试以税收优惠推动养老保障体系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制度的发展，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

　　但是，我们也需注意，在探索税延型养老保险的过程中，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经验，应注重维护社会公平，促进和谐，防止政策扭曲变形。　

　　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来说，65岁以上人口超过7%就是老龄化状态，中国城市区域已较普遍地进入老龄状态，几年之后，整个社会就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

　　中国的人口红利大约在2015年就要见顶，然后迅速消失，替代它的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迅速加大，平均每一个工作人口对应的赡养人口将远远高于从前。

　　这种人口演变趋势给整个社会养老体系带来巨大压力。

　　前一段时间有一些研究群体专门做了未来几十年期间，中国养老方面支出缺口的测算，得出十几万亿元到几十万亿元缺口的结果。

　　其实不必太在意量化结果的测算。

　　但测算给我们一个大致的概念：必须重视这场养老金缺口讨论背后隐含的实质性问题，必须想方设法通过制度、政策的优化和管理的改进，来应对将要面临的老龄化社会挑战。

　　在养老金缺口的大讨论背景下，值得首先被提出来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税延型养老保险。

　　税延型养老保险已讨论了若干年，在这次全民讨论的风口浪尖，终于听到了较明确的信号：今年6月，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在“2012年陆家嘴（600663）论坛”上透露，将在上海率先试点个人税延养老保险制度。

　　但是，我们也需注意，中国特定国情制约之下，在探索税延型养老保险的过程中，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经验，应警惕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以往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大的特征是转轨，转轨就是渐进的一系列的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过程中，也积累着一些矛盾问题，如既得利益越来越固化了，并引起社会上关于不公平不公正的不满情绪。

　　在比较充分竞争的市场，比如实施401K税延方案的美国，企业之间利润可能高高低低，但是大体上不会形成社会的强烈不满，效益好的企业员工薪酬相对较高，特别是骨干人员、稀缺人才的收入比较高，可能会享受更多的税延带来的优惠。

　　税延型养老保险关系到每个劳动者的利益，在我国企业配套改革推进还不到位、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没有完成、某些企业的过度垄断及与之相关的不合理分配机制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如果盲目、普遍地把企业年金制度和个税递延的优惠制度推广开来，会不会带来收入分配、社会公平等方面的矛盾激化甚至冲突？

　　有前车之鉴，比如住房保障，过去以经济适用房的名义，实际上出现了很多扭曲，在“经济适用房”等于完全产权房的情况下，搞了不合理的名堂。建议上海在尝试做税延型养老保险时，要通盘考虑配套改革和收入分配政策的优化，做好必要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