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逃债假诉讼 法官也被忽悠了

法官虚假诉讼隐蔽性强，想洞察真相比较难！（设计对白）

咱俩写份假借据，你去告我，帮我逃些债务，我给你好处费。（设计对白）

　　虚假诉讼五大特征

　　1.案件集中在涉财产类纠纷。以借贷纠纷、房屋权属纠纷为主要案件类型，通过对债务的确认、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或增加财产的共有人。

　　2.当事人具有利益共同性。虚假诉讼当事人多为近亲属、朋友、关联企业或上下级单位，甚至是同一主体，利益高度一致，双方当事人配合默契。

　　3.虚构案件事实。大多采取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伪造证据等方式，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利用虚假仲裁裁决、公证文书申请执行。

　　4.一般不具有对抗性。被告方通常主动到庭，自动放弃答辩期等诉讼权利，或者表面上抗辩，但不提供证据，或仅仅选择还款期限、利息、违约金等非关键细节进行辩解，有意让法院作出对对方有利的裁判。

　　5.多以调解方式结案。常常表现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在法院询问是否愿意调解时，调解积极性很高，或是主动要求调解结案，通过获取法院民事调解书，借助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魏徽徽 何小敏 实习生 李昕

　　近年来，“假借贷”、“假离婚”、“假过户”等虚假诉讼案增多，由于原被告合谋造假，法官难免被“忽悠”。2008年至2010年8月，广州法院共发现41件虚假诉讼，而2010年广州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虚假诉讼案仅1宗，但到了2011年就立案审查了12宗，同比增长11倍。 然而，由于现行刑法和民法没有将虚假诉讼纳入法条，最高1万元罚款的低廉违法成本让更多人为牟更多利益铤而走险。广州多名法官对此呼吁，尽快将虚假诉讼入刑。

　　案例1

　　老赖写假借据骗过法院

　　为逃避债务与堂兄打假官司，最终被处1万元罚金

　　今年2月21日，增城市法院开出该院第一份因虚假诉讼而作出的《民事制裁决定书》，决定对增城某制衣厂老板卢某、卢某堂兄阿尧分别给予每人1万元的最高罚款。这是近年来广州法院开出罚金最高的制裁决定。

　　堂兄持“借据”告堂弟

　　事情得回溯到2004年，东莞人郝某为卢某垫资建厂房引发纠纷诉至东莞市中院。2008年，法院判决卢某向郝某支付工程款206万余元及利息，卢某的制衣厂和增城房产于2009年7月被查封。

　　1个月后，卢某堂兄阿尧拿着一份250万元的“借据”到增城市法院起诉卢某。立案当天，双方代理人迅速达成调解协议，阿尧要求被查封的财产应分他一份。郝某得知此事后，怀疑两人恶意串通，遂向广州市检察院申诉。

　　果然，通过笔迹鉴定，落款时间为2006年6月8日的“借据”是在2009年1月至8月（含当月）期间形成的！

　　2011年10月，增城市法院裁定再审，卢某和阿尧庭上说法前后矛盾，错漏百出。眼看着即将败露，阿尧申请撤诉，但为时已晚。增城市法院裁定不准撤诉，判决撤销原民事调解书，驳回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780元由阿尧负担，并作出上述罚款。

　　“债主”申诉法官才知真相

　　日前，主审该案的增城市法院民一庭庭长徐国杰向记者谈及此案时，说“这类虚假诉讼做法很隐蔽，表面上程序合法，就连法官也会被忽悠”。因为依据证据规则，如果一方提出请求另一方承认，法院就不必对证据的真实性进行调查。

　　徐国杰表示，虚假诉讼的隐蔽性导致法官难以察觉，但并非毫无“蛛丝马迹”可言。就此案而言，两当事人从未露面，每次均由双方代理人出面，而正是代理人导演了这桩假官司。

　　徐国杰说，法院再审时，他发现卢氏兄弟共同委托了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卢某某，卢某某又安排了同所的王某某和戴某某，一个以律所名义“示人”，一个伪装成公民代理，一时逃过了“法眼”。

　　法律规定，除偏远山区只有一家律所的可以由一个所代理同一件案子外，禁止同一家律所进行双向代理。目前，涉案律师已交由市律协处理。

　　案例2

　　打离婚官司想多分财产

　　丈夫勾结前妻“炮制”债务

　　2005年5月，蔡某与廖某登记结婚，此前廖某与前妻李某协议离婚。2009年12月起，蔡某与廖某分居，并向荔湾区法院起诉离婚，2010年12月3日经法院判决离婚。就在此时，廖某却拿出一张借据，称其在2010年1月1日向前妻李某借款10万元。当年4月，李某向法院起诉廖、蔡二人。随后，廖某在法院传唤过程中故意隐瞒蔡某。当年6月，廖某又代蔡某到法院领取了判决书。自始至终，蔡某并不知情。

　　法院缺席判决两人共同承担该笔债务后，蔡某才得知这笔10万元借款的事，并怀疑是廖、李伪造，目的是为了多分财产。检察机关后向银行调取二人账户，并发现二人对借还款数额、时间、还款方式等问题都“对不上”，甚至互相矛盾。广州市检察院认为李某、廖某利用诉讼的合法方式取得非法目的，是虚假诉讼，遂提起抗诉。法院再审后改判。

　　案例3

　　商人主动“欠债”立据 最终蹲监1年半

　　2008年，南沙区法院审理一起合同纠纷案，黄宏良是生于越南的汉族人，在南沙区做生意，2005年9月，越南人陈文南委托黄宏良从中国代购摩托车零配件，收了75万元货款后，黄宏良却一直没有给对方发货。

　　陈文男后将黄宏良告上法院，黄找来朋友廖子权，主动要求“欠廖子权债务130万元”，愿用名下一块面积400平方米的住宅地抵债，并伪造了两张借据，让廖到南沙法院起诉自己。法庭上，两人用编造的假话，骗得法官接连作出了错误裁决。

　　陈文南发现后提出执行异议，法院才发现是黄宏良导演的一出“以地抵债”的假戏。最终黄宏良犯妨害作证罪，判监1年6个月，廖子权犯帮助伪造证据罪，获刑7个月。这是迄今为止，广州市唯一一宗因炮制虚假诉讼被以刑罚论处的案件。

　　调查

　　虚假诉讼案一年增11倍

　　近年来虚假诉讼陆续曝光，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2010年8月，广州市中院研究室对2008年以来民事诉讼领域中防范和打击虚假诉讼情况进行专题调研。经统计，2008年以来广州市法院共发现41件虚假诉讼案件，“疑似”虚假诉讼案件30多件。

　　在41件虚假诉讼案件中，房产纠纷案件21件，借款纠纷案件9件，其余涉及离婚、继承、执行案件等。而30多件“疑似”案，主要是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借款合同纠纷、租赁合同纠纷、离婚纠纷、票据纠纷等，其中涉及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商标侵权纠纷达7件。

　　相关法院追究了1个案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对6个案件的当事人作出罚款的民事制裁措施，但大多数案件只是对当事人进行了训诫处理。

　　广州市中院的报告强调，由于目前对虚假诉讼尚无统一的认定标准，日常司法统计中也无专门针对此类案件的统计项目，故难以统计出精确的数据。

　　广州市检察院统计的最新数据是，2010年广州只有1起被公诉的虚假诉讼案件，2011年有近20条虚假诉讼线索，立案审查12宗，同比增长11倍，涉案金额达1700万元。

　　分析

　　虚假诉讼案为何增多？

　　法院过分倡导调解结案

　　广州市中院2010年统计数据显示，有超过3/4的虚假诉讼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指出，过分倡导调解结案是虚假诉讼存在的原因之一。

　　《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

　　“近年来，调解率的高低成为评价法官业绩的重要指标之一”， 该法官表示，很多法官认为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即达成调解协议，是其行使处分权的体现，法院没有必要依职权禁止。因此，民事调解很容易被虚假诉讼者利用，通过诉讼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的目的。

　　违法成本低而获利高

　　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山认为，虚假诉讼的重要成因在于社会诚信的缺失和社会评价的错位，违法成本低而获利高，诱使虚假诉讼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

　　黄山表示，现行法律制度对于虚假诉讼行为无明确规定，刑法中也缺少相应的罪名。即使在民事审判中的虚假诉讼被识破，大多数情形下法院仅能作出驳回其诉讼请求，判决诉讼费用由其承担；就算以妨害民事诉讼进行追究，后果也仅是处以警告或者罚款，严重者处以拘留，追究刑事责任的极少。虚假诉讼一旦成功瞒天过海，虚假诉讼者可能获得巨大利益。

　　建议

　　刑法中应增设“民事虚假诉讼罪”

　　据了解，一些西方国家在刑法典中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与处罚作出规定，如《西班牙刑法典》规定此行为归属诈骗罪或伪证罪；意大利刑法则归属于妨害司法活动罪。而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理论界普遍认为诉讼欺诈行为构成诈骗罪，判例上也承认诉讼欺诈行为构成诈取财物罪或诈欺得利罪的手段。

　　由于虚假诉讼的隐蔽性，难以及时被发现，广州多名法官曾撰文呼吁将虚假诉讼入刑。例如，虚假诉讼案件中一般都存在伪造证据的情形，建议在《刑法》第6章第2节“妨害司法罪”中增设一条“民事虚假诉讼罪”，对情节较重、性质恶劣、影响较大的虚假诉讼案件当事人，予以刑事制裁。此外，在制定《侵权行为法》司法解释时，增设虚假诉讼民事侵权行为，为虚假诉讼受害人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