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如何确立中澳关系的基调?

　　4月25日，澳大利亚总理朱莉娅·吉拉德抵达北京，开始了为期三天的中国之行。

　　经贸领域无疑是中澳关系最大的交集。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10年中澳双边贸易额达880.9亿美元，同比增长46.5%，已超过金融危机前的水平。2011年1-3月双边贸易额达247.5亿美元，同比增长39.9%，全年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目前，中国已是澳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并首次成为第一大服务贸易出口市场。

　　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数据，2001-2010年，中国的贸易额增长了4.8倍，而同期中澳贸易额增长了8.8倍。2009-2010年，中国在澳申请投资额为144亿美元，其中矿业投资占75%。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中国在海外的头号非债券投资目的地，累计投资额达340亿美元。2010年中国斥资将近800亿美元购买铁矿石，其中有大约40%来自澳大利亚。铁矿石占到澳大利亚对华出口总额的一半左右。

　　在很大程度上，澳大利亚经济已经绑在了中国经济战车上。正是因为中国市场的强大拉动，澳大利亚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后最先恢复的西方国家，这也导致了近几年澳元的持续强势，以及澳大利亚在紧缩货币政策上一骑绝尘。

　　然而，中澳经贸关系并未在从更广泛的领域表现出“相匹配的热度”。一方面，澳大利亚公司在中国市场大赚其钱，另一方面，中澳外交关系却在“中国通”陆克文的任期内陷入低谷。实际上，这种差异代表了澳大利亚官方的真实看法。据英国《卫报》去年引述维基解密披露的信息，2009年3月，陆克文曾向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在对中国的政策上，他“是个残酷的现实主义者”，他主张让中国有效融入国际社会，并允许中国担负更大责任，但也“准备部署武力，以应对问题发生”。国际关系当然要基于利益，但陆克文政府的利益眼光显然太过于短期了。

　　实际上，中国近年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时常遇阻。据澳大利亚媒体今年较早时披露，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虽然声称支持对外国投资一视同仁的政策，但其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曾私下告诉美国外交官，澳修改外国投资法，提高对投资提案强制审查的门槛，目的之一是为了“对中国在澳资源领域与日俱增的影响毫不含糊地采取更严苛的政策”，而政策调整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国投资战略资源部门的担忧日益加剧。不知是否巧合，在此之后，中国铝业购买力拓股份流产，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撤回了获得澳稀土公司多数股份的申请，澳政府基于安全考虑拒绝了武钢集团和西澳平原资源公司合资开发澳铁矿项目。这几家受阻的公司都是中国的国有企业。

　　在安邦高级研究员贺军看来，在中澳关系上，中国应该借着吉拉德来访，确立一个面向未来的基调，并将之作为未来双边合作的共识和原则。在我们看来，在这个基调中，中国应该争取将经贸问题与部分的非经济问题一揽子解决，而不是割裂开来单独谈判。把经贸问题与其他问题完全分开，这对中国是最不利的做法。两国面临的问题在经济领域就有不少，包括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企业在澳投资受限的问题、铁矿石问题、农产品关税问题等;在国际政治和外交上也有不少问题，比方如何面对未来的亚太局势、中国的南海利益问题、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

　　我们当然知道，把经济问题与外交问题、政治问题进行“捆绑”存在难度，这也可能是澳大利亚所不愿意看到的。但从中澳两国关系的特点和“利益结构”来看，中澳如此巨大的经贸利益，应该为中澳更广泛关系的改善提供支持。确立基调是个要争取的目标，即使不能完全达到，也应该由此争取更多的筹码。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陆克文下台后的吉拉德时代，中国应该努力争取调整中澳关系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