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政府今后也可能发不出工资

柳斌杰(图/梁辰)

2013年3月15日，北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柳斌杰(右二)参与投票

　　全国人大常委柳斌杰谈人大制度和文化体制改革

　　核心提示：全国人大常委柳斌杰接受采访谈人大改革时称：我们正在抓紧出台预算法，要严格履行人大职权，真正按照预算法严格审核预算，这样的话也可能出现像美国政府开不了工资的情况。过去我们这方面是不认真的，主要是预算的科目不细，都是一个百分比，不像外国，包括大使请客花多少钱、请的什么人，预算里都有，便于检查。

　　采访柳斌杰先生，动机绝非他是正部级官员又具备亲和力这么简单，尽管高级官员的确难以接触，而他恰又表现出应对媒体的意愿和技巧。

　　实情是，你不能既惊讶于文化体制改革10年来的成就，又不对改革主政官员产生兴趣，更何况，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柳斌杰开了正部级官员“织围脖”的先例，又因为担任清华新闻学院院长、微博抨击公款消费成为一时话题，还在微妙时刻力挺过舆论监督—这样的高官，媒体绕不过去。

　　而他接受采访的理由显然带着股人情味儿：我被误认为清华新闻学院的学生，他作为院长，想拒绝实在于心难忍。约访之后，又赶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和“陈永洲事件”，人大常委兼新闻战线的老领导终于觉得可以谈一谈了。

　　采访当天上午，柳斌杰在清华召开新闻监督与记者责任座谈会，同时发布由他主编的《中国名记者》，那是囊括梁启超、史量才、张季鸾等四百余传奇新闻人的皇皇巨著，既有“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的豪壮宣言，也有播撒红色革命理想的如椽巨笔。20卷丛书，柳斌杰说“要给新闻记者树碑立传”。与此同时，我的微信圈里一片愁云惨淡，一轮面向记者的培训考试正在铺开，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同行们正头痛不已，而厚厚教材的总编纂，也是柳斌杰。

　　座谈会发言照例有不少寒暄，一位新闻学院院长说要把《中国名记者》纳入教学计划，也有人对学生论文的离经叛道表达了点到为止的忧虑，会议的中规中矩被一位在校研究生宣誓般的发言推向深入。

　　最精彩的发言来自柳斌杰。担任领导多年，反倒没什么官气，大白话脱稿而出，说“陈永洲事件”让他无言以对，说党中央讲过这支队伍“可以信赖”，说主流媒体过于注重选择性报道，说对外传播的语言体系亟待创新。

　　讲完，掌声响起。

　　约访前做功课，知道柳斌杰是陕西长武人，1978年之前在矿山工作过，后来考上北师大和社科院，硕士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仕途从共青团到四川再到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导了文化体制改革，叫好又叫座：2007年，他被国际互联网协会评为“中国最有智慧的官员”和“年度最有影响力人物”，2008年入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60名改革人物”，2010年又被评为“改革十大年度人物”。

　　接近他的人告诉我，早年，柳斌杰长期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很有理论功底。兴趣加上工作需要，他一年读两百多本书，知识结构新鲜驳杂，好学习是在党内出了名的。在总署期间，因为深感“读书是改变命运的惟一出路”，柳斌杰在全国大力推广“农家书屋”工程和全面阅读，出身和经历使然。

　　下午正式采访，谈人大制度改革，坦承自信；谈文化体制改革，如数家珍；我问：“三中全会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举措，哪些你没做过？”他犹豫了一下，终于承认“没有哪个我们没有实践过”。

　　说起新闻记者道德形象的崩塌，本以为他会大谈职业操守和行业规范，不想只是草草带过，话题转向如何保障新闻监督、官员要有心胸气度—在媒体圈一片垂头丧气的时候，这样的表态真有“拉了一把”的义气劲儿。末了，还分析了网络环境下的传媒管理创新，说党的舆论监督政策没有变，请媒体不要误解。

　　3个小时的采访很快过去。柳署长、柳院长，我一直纠结于该怎么称呼，“署长”显得官大点，但看起来他不怎么在乎；“院长”显得亲切点，又拿捏不准。一直到采访结束，我都没搞明白该叫哪一个。

　　对话柳斌杰

　　谈人大立法

　　部门立法将逐渐消失

　　人物周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人大制度改革有一段专门论述，作为全程参与人大制度改革讨论的人大常委，请向我们介绍下这次人大制度改革的亮点。

　　柳斌杰：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对过去较敏感的问题都谈到了，从深度上来讲是空前的，而且不像以前那样提得比较原则。

　　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怎么落实我们的基本制度，做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行政三者有机的统一。从宪法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应该是制度的核心，也是它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治制度的标志，但是这一条，过去一直不很具体、不很实在。“党的领导”是保障的，“依法行政”也是落实的，唯有人民当家作主没有体现好。

　　核心问题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根本政治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我过去有一个感觉，人大有“无限的权力”，却是“有限的作为”，制度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三中全会决定，从立法、监督、决定重大事项等角度提出改革创新要求，抓住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当家做主权力的关键环节，可以说抓住了要害，抓住了我们制度的本质。

　　人物周刊：为什么把立法作为人大制度改革的突破口？

　　柳斌杰：人大要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核心，就必须在立法上下功夫。因为法律是制度的核心，是人民意志的体现。现代国家治理关键是要依靠法律规范权力的运行、约束行政行为、引导社会有序发展，没有这个东西，国家治理要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具体来讲，人大立法的不足主要有两个：一是过于依靠部门立法，立法中包含着很多部门的权力和利益考虑，这实际上不一定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但不这样做，一些地方、部门就不积极，应该有的法律出不来。

　　二是立法主体单一，没有调动起全国人大各种机构、人民群众参与立法，这次提出多渠道调动立法主体的积极性，包括政府、人大、人大专门的机构，也包括社会组织、人民群众。还有就是强调了立法的质量，法律的水平决定法治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