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的逻辑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旨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解决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此次改革被社会各界赋予了相当高的期望，最大的不同是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全面深化改革。要直面改革，必须先厘清中国经济发展遭遇的问题是什么。从改革的背景来看，最为突出的挑战是GDP增长率有了明显的减速现象。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保证一定的高速度，否则新增的就业人口无法被吸收必然会引起社会问题。经济增长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中国在1998年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需求不足，而且是长期性的扩大内需问题。

　　这是因为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内含着导致需求不足的因素。非国有经济部门需要通过增加供给获得利润，但最主要的生产性经济资源都被国有经济部门掌握着，在市场上无法获得。这就迫使它们必须与国有经济部门打交道，以不符合市场配置资源逻辑的方式(没有市场价格参照物、未征得所有人同意)，获取本部门发展所需的生产性资源。作为代价，非国有经济部门须向国有部门转移一部分货币。

　　官方资源转移途径(农村土地承包、城市土地批租、国有企业改制等)之外的转移渠道，使资源的集中成为可能，从而为非国有经济部门生产能力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条件，但从国家层面看，资源的利用效率是低下的。农村土地抛荒严重，城市中空置房地产造成泡沫，亏损的国有企业能够得到贷款支持，银行不良资产比例居高不下，生产过程中本应与这些资源相结合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

　　这种转移也为需求不足埋下了隐患。对于谋利的非国有经济部门来说，它所付出的货币是一种投资，为了保证接下来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必须在市场上通过商品交换取回这部分货币，也就是说国有经济部门必须以需求的形式使这部分货币再次进入市场。如果这部分货币不再用于增加市场需求，甚至被用于进一步增加供给(对非国有经济部门放贷、增加自己的生产能力等)，那么国内市场上就会出现需求相对下降的压力，最终表现为经济整体性的需求不足。而中国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观察国民账户的资金流量表，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是上升的。

　　而纵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措施，由于转轨经济中的需求不足问题被掩盖在外需强劲的高速增长之下，并未得到重视和解决。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大限度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在这些既定制度下，改革还是患上了“消化不良”症。

　　比如所谓的“新圈地运动”。全国各地开发区数量多如牛毛，开发商以建立“开发区”为名大面积圈占土地“炒地皮”，而开发区只能依靠压低地价来竞争投资项目，几十万元一亩的土地往往只收取投资方几万元出让金甚至白送，最终导致土地的闲置。又如“国有企业资产流失”。在承包制下，厂长经理们拼命在承包基数既定的前提下将尽可能多的企业收益收入自己囊中；在“股份制”改造中，他们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减少国有股收益；“抓大放小”提出后，利用产权交易低价购入国有资产。最近进行的新型城镇化和上海自贸区也都颇为棘手。

　　新一届政府再次示意将建立以内需为重的经济平衡。为了避免上述问题，在转换的过程中需要找到一种公平合理的交接生产性经济资源的方式。这不仅涉及技术层面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利益结构的调整，其根本途径就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

　　在实现全社会资源市场化配置来扩大内需的逻辑下，改革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在宏观层面，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重新梳理中央政府各部门设置，重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促进市场竞争，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推进要素价格改革；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增加基础性资本投入；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在中观层面，放松政府对上游和垄断性行业的保护与管制，鼓励竞争和市场准入，鼓励和发展混合所有制以及非政府控股的企业形式；在存在严重垄断的服务业和公用事业领域，如教育、文化传媒、医疗卫生、金融、交通运输等，放开民营资本的进入。

　　在微观层面，推动国有企业的有序进退，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高微观主体的活力；取消对土地所有权和城镇户口的限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保障民生，增强社会发展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