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经济增长仍需投资拉动 不能靠消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原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8%的增长潜力和8%的增长之间存在的差异，在于改革是否到位、产业转移和升级是否遵循比较优势和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在“三驾马车”中，投资和消费不会减慢，未来几年经济保持8%增长的潜力是完全存在的。

　　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仍将由投资驱动，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将是投资驱动力的两大组成部分。投资需更多依靠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能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

　　中国经济

　　能继续高速增长20年

　　中国证券报：你一直对未来20年中国经济持乐观看法，但从数据看，从2011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同比增速连续7个季度下滑，到2012年第三季度仅为7.4%，第四季度回升至7.9%，但今年第一季度又下滑0.2个百分点。如何看待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态势？

　　林毅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连续出现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速下滑，而且处于相对低的增长水平，这是很少出现的情形。但当前中国出现经济增速放缓是周期性的，不是结构性的，可通过投资来解决。在投资带动下，中国工资水平将随着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自然会增长。“三驾马车”中投资和消费不会减慢，未来几年保持8%增长的潜力是完全存在的。

　　但是，8%的增长潜力和8%的增长之间的差异，在于改革是否到位、产业转移和升级是否遵循比较优势和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许多人的误解在于断章取义，割掉了“潜力”二字。

　　消费是发展的目的，投资是发展的手段，要把二者的辩证关系理清楚，中国经济发展潜力非常大。因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产业差距相当大，所以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上还有不少后发优势。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速取决于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速度，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可借鉴或采用发达国家已成熟的技术，从而将劣势转变为优势。

　　对比亚洲多个经济体，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77年的韩国和1975年的中国台湾地区。在随后20年中，这三个经济体保持了9.2%、7.6%和8.3%的增速。我认为，从以上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看，中国仍有保持年均增长8%的潜力，能继续高速增长20年。

　　消费不能作为

　　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

　　中国证券报：在很多人眼里，“投资”现在成了一个不太好的代名词，经常与粗放增长和环境污染相挂钩。培育消费新增长点被认为应该是调控新的着眼点。消费能否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林毅夫：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外认为中国投资太多、消费不足，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从而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对此，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应靠消费拉动而不应靠投资拉动。但研究问题要从问题本质来看。

　　经济增长本质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如果没有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经济就不能实现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必须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但不论技术创新还是产业升级，都必须以投资为载体。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中国产业仍有很大的升级空间，也有不少基础设施仍待改善。如果废弃了投资，如何提高生产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如何通过基础设施完善来降低阻碍经济增长的高交易费用？

　　没有投资，就不会有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劳动生产率水平自然就不会有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如果劳动生产率水平没有提高，但还要经济继续增长、消费继续增加，就只能靠借款。如果下一年还是如此，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但借债越积越多，到还本付息时，危机就来了。世界上所有的危机都是过度消费造成的。美国是这样，南欧国家也是这样，全球借债。

　　我不反对消费。消费非常重要，但消费必须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能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消费在当期是需求，但是，消费完了就没有，所以不可持续。投资在当期是需求，到了下一期，转为生产力，可创造收入支持新的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过分强调消费，就是没有分析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特性。发达国家现在以消费为主，他们70%以上是消费，我们50%以上是投资，就不对，能这样比吗？如果接受国外那些理论，让中国必须以消费为主，这是公然要求中国陷入危机。现在发生危机的国家多是过多消费造成的，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投资过多而造成危机的国家。更没有看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为按比较优势进行过多投资而发生危机的国家。

　　投资依靠技术创新

　　和基础设施建设驱动

　　中国证券报：投资本身“无罪”，我们要更加注重投资的质量。在你看来，如何现转变投资方式，提升投资质量？

　　林毅夫：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仍将由投资驱动，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将是投资驱动力的两大组成部分。

　　中国前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多投向高铁、港口和机场等，但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仍比较薄弱。另外，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如地铁、城市污水处理和环境保护等仍比较欠缺，投资空间很大。这些投资将产生很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软件方面，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一定有制度的扭曲。随着经济发展，必须不断改进和完善，这也是为什么李克强总理一直强调改革的原因。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改革确实可提高效率，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把这些因素都放进来，中国在未来20年还有维持8%增长的潜力。这个潜力能否变成现实，取决于能否继续改革。

　　中国证券报：据悉，管理层近期警告地方隐性债务问题突出，甚至不排除出现局部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在地方债务水平较高、社会融资规模很大的情况下，投资所需的巨额资金怎么筹集？货币政策怎样引导和支持投资的健康发展？

　　林毅夫：中国仍存在大量国有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当年理应划拨给社保基金。如果算上这一块，中国政府负债率甚至会低于GDP的40%，投资能力无忧。

　　我认为，目前的投资需更多依靠财政政策，因为财政政策比较能掌控资金流向，货币政策却很难掌控。

　　目前的金融管理存在一些问题，有改进空间。举个例子，如果有个项目总投资为1亿元，银行同意支持这个项目，就把1亿元都拨到项目账户里去，项目投资者开始付利息。但是，这个项目可能需4年完成，在第一年只需借2500万元，可现在就必须付4年的利息，实际上对2500万元付的是1亿元的利息。在这一批资金上面，实际付的利率是名义利率的4倍，这是多高的利息？在这种状况下，贷款躺在银行，很容易鼓励贷款人去做投机。这就造成贷款创造储蓄，1亿元用不完的部分就变成储蓄，储蓄增加了变成贷款，贷款又变成储蓄，储蓄又变成贷款，这才会造成我们现在的M2是GDP规模的将近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