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重寻源动力(2)

　　“宏观好微观弱”的话题曾经引发诸多讨论，其中现任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十年前也曾对此展开研究。他认为，对国有企业而言，费用最大化的行为目标，使经济活动流量(GDP)在高位运行，其低效和人浮于事使就业最大化。低效国有企业的运行靠银行贷款维持，成本极高，不可持续，是产生不良贷款的重要原因；对非国有企业而言，效益不佳主要是由于税收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出路何在？他的结论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短期至多是中期的对策，是弥补GDP增长的次优选择。根本解决问题必须靠改革，其重点一是明晰产权；二是完善税收制度，适当降低税率并加强征管。”

　　历史总在轮回，深化改革的呼声总是难以得到彻底回应。如今一片悲观之中，重启刺激的呼声亦起，这也是换届以来市场期待的“礼包”之一。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虽然放缓，但仍处于高位，这只是中国步入低增长时代前奏而已，如果再度依赖刺激，即使短暂赢得反弹，却会埋下长期萧条的种子，不仅使得执政者手中底牌越来越少，且留给改革的时间越来越少。

　　更长远地回溯，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三十年源自三大要素：农村廉价劳动力释放、出口带来的世界市场、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如今依赖廉价劳动力、出口、投资等拉动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如果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比喻成为一株结满果实的树，那么以往俯首即是的低垂之果已经不多。要得到更多未来增长，只能付出更多努力获得更高枝条上的果实——这意味着，深层次的结构改革，将是中国不得不面临的政治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