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变革，需进一步放生社会

　　陶喜在一家NGO工作，从去年底开始，他就一次次往民政局跑，为的是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下称“民非”)注册。他们的项目在过去几年里获得的社会认可度较高，找主管单位倒没费太大劲，但民政局的注册手续办得很拖拉，资料交了一次又一次，却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

　　他上一次跑民政局的时候，恰好碰到一个小姑娘在旁边问民非注册的事。办事人员让小姑娘先去找到主管单位再来办，姑娘问：“不是说注册公益组织不用再找主管单位了吗？”“那是新闻，到我们这儿还早着呢。”办事人员的回答很平静。

　　这是3月中旬发生的事。3月10日，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在“两会”上做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说明，其中提到要“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这些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这让不少因为找不到“婆婆”(业务主管单位)而无法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社会组织又燃起了希望。

　　大概是因为受过的打击太多了，像陶喜一样的民间公益人士不敢过分乐观，自然之友理事李波的反应很具代表性：“我1995年就听说有人在进行NGO开放注册的政策研究，快20年了，我已经不相信这类在石头墙上画门的消息，等至少一般背景的3-5家组织顺利注册再说吧。”

　　并不是所有民间组织都如此幸运。1990年起致力于为智障人士提供教育、就业培训和庇护就业的慧灵，为服刑人员抚养子女、为刑满释放人员创业就业提供支持的太阳村，用声音解说技术为视障人士提供文化产品服务的红丹丹等，都一直没有拿到民非身份。它们不得不暂时以工商企业身份注册，以便开展一些对公业务，这也才能为全职工作人员上交三险一金。但这样一来，它们事实上的非营利身份与营利企业难以辨别。

　　尽管注册艰难，它们仍在坚持尝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按照现行制度，如果不具备民非身份，它们将无法参与当地民政部门组织的政府购买服务竞标，无法以合适的身份接受捐赠，无法为捐赠人开具捐赠发票，更没有资格申请免税。

　　最大的困难是找“婆婆”。慧灵的注册公关团队从2010年到2012年2月，发起了69次公关，可能的主管单位在区残联、市残联、市民政局之间来回踢皮球，先是“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称如残联承认不做主管单位并且同意民政主管，就给慧灵登记”。转过头，市民政局又告诉他们所有福利机构得找区民政局注册。区民政局说“没有主管单位不给登记”，只能找区残联或市残联。区残联说不行，市残联说“按政策还得找区残联。”皮球踢了一圈，问题至今还没解决。

　　听说今后会放开民非注册，慧灵公关团队成员周佩仪表示，她们很快会重启公关。她们上一次去的时候，民政局的人建议她们去中关村某个创业园区注册，“那边好像能特事特办。”但谁心里都没谱。进入北京以来，慧灵为身份奔忙了13年，创始人孟维娜已经“很有耐心了”。太阳村、红丹丹等一系列机构也一样。即便是梁从诫1994年发起的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也是在2010年梁先生去世后才终于获得了独立身份。

　　心理咨询师李京年初注册了一家咨询公司，打算承接一些企业的团队建设、心里减压和疏导以及个人咨询等服务。最初她是想注册民非的。几年前，她接触到一个社区发展机构的社区活动，发现社区有这样的需求。尝试着帮一些社区组织了几次活动后，街道希望购买她的服务，这时身份成了问题。注册成企业则无法参与政府购买，注册成民非则意味着要找“婆婆”。从去年4月开始，她试过找民政、卫生、社工委、街道等一系列单位做业务主管单位，但好像总找不到直接业务相关性。“而且要我50万注册资金。实在不行就算了。”说这话的时候，她正坐在去往7·21水灾中受灾较重的房山娄子水小学的大巴上，车子里噪声隆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