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钢铁等所需资源都依赖“进口”,温州的制造业成本比其他省市高出近15%。民间资本过多还推升土地价格,此外劳动力成本高、人力资本匮乏也是原因。温州高学历人才比重相对偏低,科技人员更是偏少。据统计,2011年末,温州拥有科技人员4.86万人,居浙江省末位。
还需要强调的是,温州经济以民营企业为主,基本上以家族式经营为主。家族企业缺乏现代合作精神。温州实体企业规模较小,中小企业家族理念根深蒂固,缺乏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更偏重于个人奋斗,在全国各地的160万温州人大都采取独立经营的形式。这不利于企业成本的降低,阻碍了产业组织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使得企业发展前景受限,最终导致许多温州企业固守低端产业,各自为战。
怎样重振温州经济
日报:综合来看,温州经济问题的病根何在?
向松祚:温州经济问题的本质是“温州模式”发展30年后,因“代际锁定”导致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跟不上全社会改革步伐,长期陷入粗放式增长困境,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影响下衍生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在巨大的利差面前,温州的企业家没有守住实业,身陷经济泡沫而引发民间借贷风波,并将风险传导至金融领域。
日报:既然清楚病根所在,那么应该如何解决温州经济问题呢?
向松祚:关键在于打破“温州模式”的瓶颈。
第一,产业转型升级是根本出路,这是基本途径。具体举措,一是降低金融业等服务业的准入门槛,提高垄断行业的竞争水平,积极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流向实体经济领域,以支持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良性循环。二是加大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优化金融生态,吸引温商回归,努力打造良好的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环境。三是将部分优势不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大力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将科技与资本密切结合,推动科技产业化、市场化。四是加快温州的城市化步伐,解决温州文化的相对封闭性和对外开放的相对滞后,为城市人口和产业集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文明形成打下基础。
第二,金融服务是有效辅助。就金融资源而言,浙江金融机构数量仅次于上海和北京,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风险容忍程度超过金融更为发达的上海和北京。温州应当抓住金融综合改革先行先试的有利时机,积极探索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的有效途径,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模式,更好地引“金融之水”灌溉“实体经济之田”。
政府自身要加大投入力度,建立政策性投资机构、政策性投资引导基金、政策性担保机构,为产业调整升级提供政策性扶持。要鼓励和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基金和私募股份投资基金,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和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资金支持,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市场化。政府还要引导金融机构支持适合本地发展的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另外要拓展债券市场融资渠道,大力发展PE和VC等股权投资基金,引导浙商、温商回归投资。
第三,政府经济重振的战略规划和战略决策是关键。温州实体经济的重振不能仅靠金融支持,除了货币信贷政策外,还需要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土地政策等一系列政策体系的配合,单靠金融的力量远远不够。政府引导合理制定产业发展战略,适当调整内外型经济结构比重,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加快股份制改造,重塑市场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