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专家：人口红利正丧失 户籍改革挽回(2)

　　由于没有得到城市的户口，他们的社会保障就不健全，就业不稳定。当宏观经济遇到周期性波动，就业岗位减少，农民工自然就返乡。此外，城市职工正常的退休年龄是60岁，而农民工某种程度上四五十岁就退休了。这两个原因导致农民工劳动参与率的降低。

　　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的主体，城市就业中存量有三分之一都是农民工，增量有三分之二是农民工，他们劳动参与率的降低会大幅拉低整体的劳动参与率。在劳动年龄人口整体不再增长的情况下，劳动参与率再降低，供给就成问题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一边转移、一边又制造新的剩余的过程。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的提高，农业所需劳动力就会进一步减少，刘易斯拐点虽然出现了，但严格来说，还有大量机会把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

　　我们曾经做过估算，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当前务农劳动力的比重还有34%，如果按照他们的劳动时间来计算，事实上只需要24%就够了。即使是24%，也高于与我们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这些国家一般平均务农劳动力的比重是14%。由此可见，农村还有10到20个百分点的劳动力有待转移。要实现这些劳动力的转移同样需要户籍制度的改革。

　　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当前亟待推动的一项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可以得到城市的户口和基本公共服务，提高劳动参与率，也可以拉动更多的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

　　户籍改革的路径选择

　　日报：户籍制度改革这么多年的举步维艰，改革好像陷入了一个僵局。在当前的这种情况下，您觉得户籍改革应该采取何种路径？

　　蔡昉：户籍制度改革应该两条腿并行，一方面，由于最主要的公共服务的差距是由户籍身份衍生出来的，因此要尽可能地把更多的农民工纳入城市户籍，他们基本公共服务问题自然就解决了。这个方面可能地路径还是选择性的，需要劳动合同签订时间、社会保险缴纳年限等条件。这条路的速度可能不会那么快。

　　另一条腿也要同时迈进，在户籍制度没有彻底改变之前，尽可能让常住人口享受公共服务。这也是十八大报告中直接要求的，1.6亿农民工就是属于常住人口，在他们没有得到户籍之前，也可以得到基本公共服务，这就缩小了户籍的功能，剥离户籍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关系。这样，两条腿向前走路速度就更快一些。

　　总体来说，户籍制度改革仍然是渐进性的，不可能一夜之间所有的城市都放开，但速度应该比原来有实质性的提高，相关政府和部门应该制定出时间表和路线图。

　　日报：户籍制度改革，或是说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项有收益但也需付出成本的改革，您觉得相关利益方应该如何分摊改革的成本？

　　蔡昉：户籍改革是一项收益远远大于成本的改革，户籍改革并不仅仅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关键，而且也会减少社会的风险。现在的农民工中60%以上都是新生代农工，未来不太可能回到土地上。如果他们既不能回到土地，又不能在城市得到市民化待遇，那么可能会成为不安定的群体。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农民工参与基本公共服务更多地充当一个贡献者的角色。现行五大社会保险基本上都是现收现付的性质。现收现付就意味着农民工是最合适的劳动力，他们的贡献可以弥补城市社保基金的不足，而他们领取回报是在几十年之后了。

　　至于成本，我觉得可以做一些顶层设计来合理分担。从中央和地方的角度来说，比如可以重新划分事权。增加中央事权的一个可能性是，利用这个机会把义务教育的责任由中央来承担。

　　中央已经连续多年提出要保证农民工的孩子在城市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但实际上地方遇到成本问题很难实现。如果由中央统一来做这件事情更好，可以解决多年以来地方义务教育不均衡的问题。

　　社会保障则仍可以由地方来做。因为农民工是社保的贡献者，这对于地方来说是一种激励，吸引的农民工越多，它解决社会保障能力越强，也能保障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